此后的秦、汉、隋、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政权，也均修筑起规模不等的长城。在此期间，修建长城的目的，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为一项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措施。

　　“有了长城，战争数量、战争规模都大幅减少。”董耀会指出，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随着文明碰撞、战争纷生、民族迁徙和疆域改变，长城的军事价值日渐式微。董耀会强调，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构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构建了以这两种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手段的民族，以及在此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间的秩序。

为什么长城内外同是故乡？

　　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封闭、保守的象征，长城怎么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每碰到这样的问题，董耀会总是“有问必答”。

　　在董耀会看来，长城是具有封闭性的事物，构建一条万里长城就是要把长城内和长城外隔离开来。毫无疑问，这确是长城封闭性的体现。

　　但修建长城只是为把长城内外隔开吗？董耀会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指出，形式上，长城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一条有形的建筑实体作为防御线。但实际上，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作为一项防御体系，长城的对内开放性体现在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开放性则通过千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体现，它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象征虽然是今人赋予长城的现代意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董耀会谈到，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口众多，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并保持的个性和特色，包括各民族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的是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