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成了中共情报工作的诞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具有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成立了中央特科来维护党组织的生存与安全。中国共产党组织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情报组织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提前知晓对手的战略,提早预知危机的发生并进行预警,提早知晓对手的战役战术方案,及时制定应对措施。中央特科成立后,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情报人员,比如“龙潭三杰”,对于挽救我党的生死存亡曾经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2.中共情报工作原则等制度保证了中共情报人员及组织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情报工作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积累了单线联系、长期隐蔽等中共情报工作原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情报机构充分信任情报人员,千方百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制定了严格的特工行为准则和相关条例。长期潜伏于敌人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特殊,不接触中共情报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有效地保证了中共情报人员及情报组织的安全,促进了中共情报工作的发展。
3.对于中共情报人员的重视与信任促进了中共情报工作的长远发展
周恩来、董必武对待情报人员具有为师、为长的风范,李克农、潘汉年对中共情报人员具有亦兄亦友的态度。这种重视情报人员的态度和情报文化氛围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人员能够在隐蔽战线上不计个人生死持续获取许多有价值的敌方情报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和战场上的胜利。中共情报人员在世界情报竞赛中提前获取了关于德国突袭苏联和日本偷袭美国的两大国际战略情报,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战略先机。情报领先,使得中华民族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情报工作的长远发展。中共情报人员长时间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行走在锋刃上。党组织的信任关怀是他们继续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重要动力。
4.中国共产党对于情报人员的理想和信仰教育为情报工作的发展指明方向
针对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情报工作中曾出现过叛徒的现象,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加强了对情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了对于中共情报人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爱国奉献精神等的教育。
“信仰和理想”是情报工作中较高层次的“道”,而“金钱美色手枪”只是情报工作中较低层次的“术”。不同于国民党的军统、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等情报机构利用人性中“利己”的弱点引诱和掌控他人,坚定的理想信仰成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情报文化的主旋律和突出特点,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胜利的重要保障。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搞情报不靠金钱、美色、手枪,靠的就是信念和理想[2]。”周恩来用自己的思想、语言、行动唤醒了蕴藏于无数中共情报人员心中的强烈的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唤起了他们心中“利他”的高尚情操。这种理想和信仰的教育一直伴随着中共情报人员从事情报工作的始终。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而言,信仰是必须坚守、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的道德力量。当今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对于情报人员的忠诚培养也是主要依靠信念,而不是重赏。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对于侵华日军的极度憎恨、对于中华民族危机的强烈意识,使得中共情报组织内部聚集了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人士。不少中共情报人员虽然长期深入敌人内部,却自愿为共产党提供情报,所依靠的正是信仰的力量。在最艰难的那些时刻,这些中共情报人员正是依靠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关怀支撑着他们长期在隐蔽战线与敌人战斗。
中国共产党唤醒了“五重谍报王”——袁殊头脑里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爱国奉献精神。在党组织的领导派遣下,他集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帮背景多重身份于一身,深入敌伪组织内部从事情报工作14年,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奉献精神成为很多中共情报人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精神支撑。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情报人员的理想信仰教育为情报工作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