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需要一定的载体空间将抽象化的思维得以具象化表征。这些作为回忆空间的载体不仅可以用物质化的形式将特定的文化信息得以存储，而且可以成为后世流传与建构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对于尚未被完全建构的地域文化话语体系而言，寻找文化记忆痕迹则成为文化记忆话语建构的重要突破口。在岭南文化体系中，南越器物以物质存在的形式稳固、丰富、连续的保留了岭南审美文化形态，成为岭南文化记忆的存储载体。大量的出土器物还原了岭南历史文化信息与审美倾向，可持续地为岭南文化的建构与生产提供实证支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挖掘南越国出土器物中的地域文化记忆，在特定的器物空间中揭示物质、记忆与地域文化的深刻互动关系，从实践中推动器物空间与文化记忆的整体性保护，为岭南文化话语的建构提供新的阐释思路。

一、重审南越器物的文化资源

岭南地区指的是五岭以南的地区。“五岭”指的是位于我国湘、赣、粤、桂边界的系列山岭，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重山叠嶂的天然屏障使得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成隔断，在文化上呈现出自我成长型的特点。而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其核心为农耕文明，而岭南地区由于独特的海洋文明特点，难免与主流的文化话语体系有不同之处。这种文化话语的独立性与差异性使得岭南地区的文化及其研究较为冷寂。岭南地区曾经被称为“蛮荒之地”，甚至还出现“岭南无文化”的声音。《通典》形容岭南文化:“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 关于岭南地区的文献材料远远不足以支撑与建构起完整的岭南文化话语体系，大多数文献都属于对资料的整理，基本沿袭了旧说，考据较为粗略，缺乏对主体话语体系的概括与凝练。然而，随着南越国遗址的发现和南越文化研究的展开，这个情形得以改观，

1983年6月，广州象岗山发现一座未被盗掘、保存完好的南越时期诸侯王墓，经考证，此为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之墓。随着南越国遗址的发现和南越文化研究的展开，越来越多具有岭南特质的文化资源得以呈现在学界面前。南越王墓是是迄今发现的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中国境内年代较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被称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出土器物囊括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玉器、乐器、铜镜、灯具、陶具等，这在墓葬发掘史上实属少见，实证材料丰富。南越古国是秦末汉初由赵佗建于岭南的一个地方政权，疆域涵盖了今天广东、广西大部分的区域。南越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岭南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南越王墓出土器物补充华夏文化特别是秦汉时期南越文化实证研究资料，成为存储岭南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对加深早期岭南审美文化的理解有极大的帮助。

实则，器物研究是挖掘记忆痕迹的重要途径。如果说，被书写的有意识建构起的文本是传统的光明的过去，但就像被蜡烛点亮的房间会相对的产生更为黑暗的角落一样，那些没有被建构的过去的残留物则是黑暗的无法辨别的记忆痕迹。但现代的器物研究却恰恰表明历史学家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被现代的古物研究者挖掘出来。这些器物所记忆的是间接的文化信息，它们记录的是一个时代没有被修饰的记忆，能于文本记忆相互补充。“作为过去的重要证人，从文本到痕迹与残留物这一进程是和另外一个进程相对应的，即从文字作为有意图的语言符号到痕迹作为物质性的印记这一过程，这些印记尽管不是符号，但是事后却可以作为符号阅读。”作为痕迹记忆的器物研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将那些原本不是流传后世、被遮蔽与忽略的证明来重构过去。对南越器物的研究正是这样一个补充岭南文化记忆的重要渠道。岭南文化的边缘性使得对岭南记忆的追寻不能仅仅依靠现有的文本记忆，而应当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痕迹记忆中。南越器物以物质化的形态稳固的保留了特定时期的岭南文化记忆，揭示了那些尚未被文献记载与忽略的审美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