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史与国史互动关系层面看，东至周氏家风在与时代共振中与时俱进地树立了爱国主义价值坐标，引领族中子弟不断传扬爱国情怀，强化对国的认同与拥护，以及对国民利益的维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力图挽救民族存亡危机成为时代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东至周氏家风以其包容性与时俱进地注入爱国主义实践精神，引领周氏子弟在家国利益、民族大义、国计民生面前，通过捍卫家国安全的责任担当、维护民族利益的治理操劳、关爱社会民生的接力实践等，努力追求、实现国家公共利益。在这方面，周氏家族中坚力量——周馥、周学熙父子起到了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

周氏家风崇尚“培心正业”，要求族中子弟谋事治生须从“善”心出发，培养心地，力勤正业，做于他人社会、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反映了儒家所倡导的济世热忱与个体人生事业实践的相统一。在民族存亡背景下，周馥的北洋新政与周学熙的实业报国为“培心正业”的价值取向树立了实践标杆。周学熙曾言：“综吾父子，先后在直隶四十年，所办皆惠民之政。”^[7]他们父子二人忧国忧民，在发展民族实业、力求富民强国的长期实践中，为维护民族利益、促进中国现代化、接济社会民生等方面不遗余力，生动地诠释了周氏家风“培心正业”的价值取向。

周氏家风崇尚开明之风，特别是在家国危机面前，周氏开明之家风更是以爱国主义、民族大义为风向标。在周氏家族发展史上，这种开明之风始终伴随着家族的发展成长，视家运与国运休戚相关，引导族中子弟能够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融入社会进步的潮流，在各自领域为国家、社会发展作贡献。在这方面，周馥、周学熙父子出于捍卫家国安全主动接纳西方器物文明的态度与实践，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树风气之范的作用。他们以融通求变的开明思想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民族实业，努力探索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同时，在发展民族实业的进程中，父子二人通过创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为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这种开明之风还直接影响到周氏家族教育，如周学熙在对待旧学与新学的态度上，告诫子孙崇儒尚德、读书敦品是为旧学之归旨，而新学则为谋生致用之工具。这也充分体现了周氏开明家风之张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教会了子女爱国报国；对先进科学的接纳，促成了子女立业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