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之一，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持久动力。在我们提倡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和保障而文化自信又是建立在文化自觉之上的，我们对生存于其中的文化要能理解它的形成过程和在生活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在“人民的需要”这个根本目标下，我们有必要悉心考察曾经存在的侠文化进而积极建构面向新时代的侠文化，以期达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创新并孕育生成一种刚正有为的社会气质。

一、 新时代侠文化建构的历史背景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行侠者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绵延重生。按照承传和嬗变的次序，大体上经历了游侠、文侠、官侠、大侠、红侠及至当今的民侠。这几种形态判然有别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融合。

（一）古代社会的侠者

游侠产生于春秋战国而延至汉初，主要是崩溃的贵族和习武的士人。著名的游侠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他们的共性是救人之急而不求回报。以朱家为例，他“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六十二》） 游侠中有一类刺客，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他们作传。我们在这里把他们合为一类是因为二者的人格气质、行为目标及方式极为相近，而且刺客在先多为游侠，如荆轲。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二者的异同：游侠嫉恶如仇，匡扶正义，他们救人于水火而拒绝回报；而刺客一旦尊严受到敬重便引以为知己，受人之恩即以死相报。《刺客列传》中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个刺客，他们与所刺对象并无直接利害冲突，都是替别人冒死行刺。但其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报知遇之恩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不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都是优良的遗传基因。

汉代文武帝对游侠严酷杀戮，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游侠受到极大冲击。但游侠的行为和精神并没有灭绝，反而向文人浸润、内化和扩展从而形成一种文人化的侠。“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 ”（贾岛《剑客》） “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白居易《李都尉古剑》）辛弃疾义勇过人，侠气纵横，震动天下。鲁迅在青年时代自号“戛剑生”“戎马书生”,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文侠崇尚行侠壮举，在诗文中表达自己肯将碧血写丹青的千古侠客梦。他们赋予侠者的追求以善良公正的人文精神，行侠者的情怀得以扩展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