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史记·汲郑列传》）他在朝为宦而不失侠性，人称“社稷之臣”。张堪、廉范也是有侠性的官员，二人“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阸，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范晔《后汉书·张堪廉范传论》）文天祥“殉国亡身，舍生取义”，于谦 “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明史》）于成龙“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在我国“二千多年的任侠之风中, 始终未缺少高官贵胄任侠的身影, 甚至也未缺少如汉宣帝、光武帝、唐李渊李世民父子那样的颇有侠风的帝王的身影。”[1]如果说游侠以一己之力帮人解困，官侠则运用社会资源和自己的智慧胆略造福一方百姓。

（二）近代以来侠者的转型

清末民初，列强群狼环伺，国族风雨飘摇，民众渴求能有强者出世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批青年胸怀从容的牺牲精神，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殒身不恤。大刀王五、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武林名侠在民族危难中慷慨奔赴国难。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她“陆专犀象水截蛟，魍魉惊避魑魅逃。”（《红毛刀歌》）谭嗣同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行径极为愤慨。他“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认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遂成“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彭家珍、陆皓东、史坚如等考国家前途，立下革命志向，采用刺杀手段“以收统一速效”。他们以七尺之躯,延万众之敌,浴血厮杀,死不旋踵,及至力竭气枯,血染袍布，这是一批慷慨死国之士！他们的豪侠义勇绝非战国时为“知己者”而死的刺客所能望其项背。锄强扶弱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大在其志在天下而非伸一人之冤，大在其死为救国救民而非为报一饭之德。

红侠是近代民族民主战争中涌现的以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武装起来的“侠客”。当神州陆沉，国事日渐悲催，一批热血青年清醒地意识到：仅靠一人一剑单打独斗已不能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他们团结起来，组织政治团体，把打抱不平、锄强扶弱的侠义赋予新的社会意义——为实现普天下劳动人民都得到翻身解放的社会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和斗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就义诗》）“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我的自白书》）这批红侠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他们追求的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崇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