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暴力”的交往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先进的文明成果和“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对传统的宗族观念产生了极大地冲击。在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历史与民族的关系不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是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3]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企图改变现有的纽带关系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独立选择交往对象在世界交往中化“被动”为“主动”并以共同的利益、价值为前提组建“共同体”来应对共同的风险和挑战，如资源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这就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全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二、普遍交往与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来源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产物和社会矛盾的直接体现，各民族国家由于在阶级基础、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价值观方面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甚至会产生对立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人的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全球交往更是加剧了各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性。由此可见，全球化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全球化问题。随着交往空间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不同价值共同体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全球化的交往背景下愈发被凸显，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现象。

文化差异的加剧源自于“虚拟交往”这种新型交往方式的出现。文化差异是先天存在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交往趋势出现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单一的、孤立的、封闭的，在这种原始的交往状态中人们是不会发现不同交往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只有当一个族群开始拓展自己的交往空间时文化差异也就开始出现了。当今社会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交往呈现出普遍化、多维度的特点，人们的交往实践逐渐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由实体交往走向虚拟交往。无论交往实践怎么发展都不能否认数字化、信息化都正在重塑当代交往，也赋予了交往实践新的理论内涵。现如今，交往已由一般的时空进入非常态时空，信息咨询的即时性和透明度增强，人们在互联网上直接获知更多的国内外新闻以及电影、电视剧、音乐等文化作品，这些文化产品传播的实质上就是各国主流价值观、思潮的之间的碰撞，而这种思想上的碰撞可能会带来两种极端后果，一种是文化的同质化，另一种则是文化的矛盾加剧，甚至引发文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