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事实证明，全球化不能消除文化差异甚至可能带来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马克思指出，文化碰撞“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4]这就需要着眼交往的主体“人”，培养人们的辩证思维，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由此可见，价值选择是文化全球化和化解文化冲突的必然要求，把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利益，是否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作为根本准则。

三、交往主体性与文化认同

“价值认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社会中，如何使本民族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始终使学术界密切关注的话题。与一切旧哲学提出的所谓的“交往观”不同，马克思主义交往观更加凸显了人作为交往的主体在交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主体性思想等都在他的交往主体思想中得到体现。马克思交往主体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并在当代交往实践中不仅在场，而且对增强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交往实践是本民族文化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在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思想有过两次大的转向，一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客体论向人本论的转向；二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机械性向能动性的转向。马克思认为，任何主体都是自由意志的类存在物，而这自由的本质必须以实践作为前提，所以，真正的主体性是实践自由的本质性规定。毋庸置疑，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会愈发普遍，一个人与个人、阶级、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就是交往实践过程， 每个交往主体都在以自身的对象化活动中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其次，消除东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的不平等关系是文化认同的现实前提。与不平等作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旨归，它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全过程的一根红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等著作中从劳动异化、殖民统治等不同的视角考察中主体之间交往的不平等性，并通过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命题的把握，得出要构建一个平等的交往、一个真实的交往的重要结论。在当代社会交往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安娜·库丘阿迪教授揭示了在全球化交往关系中“文化认同”的本质，它认为“其实质就是要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自身的权利，放弃自己的发展方式去遵循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5]笔者认为，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及其价值选择是从深层次对全球化做出的理性选择”^[6]面对“文化同化论”、“文化控制论”等错误的文化观念我们要秉持一种辩证的观点和“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对待自身文化和踏着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摒弃抽象的普世价值观，把对差异文化的认同建立在不损害自身文化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

再次，提升交往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主动传播本民族文化是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从历史和逻辑发展的顺序来看，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是从自然主体性到自失主体性再到自由主体性的过程，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笔者认为文化认同感的确是源自于人的“无意识性”，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将每个民族、国家自动卷入世界交往的洪流之中，正如哲学家塞涅卡所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7]人的“无意识”活动使得人成为西化思想的被动接受者，导致现实生活中满是崇洋媚外的可被现象。这一现象根源与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因此，只有提高对外来文化的甄别能力，转变对西方文化强烈崇拜的思想观念，才能在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从外来文化的“接收者”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接收者”，这对于将中国文化扎根在世界文化之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尤为重要。

最后，共同利益是提升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动力是文化认同的现实动力。马在交往中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民族尊严和核心利益。交往主体间关系的复杂性特点也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交往的不平等性加剧。为维护各自的尊严和核心利益，各个民族、国家就需要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利益并不是凌驾在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是以实现有相同追求的价值主体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的。这种共同体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就意味着，一切人的自由不是凌驾在个人自由之上的，交往主体作为价值主体不否认以个人为表现形式的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是以国家、民族这个价值主体为前提的。基于此，我们党始终密切关注与整个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全球交往中始终尊重科学、倡导理性，积极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把握国际话语权，传播好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