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果，既有某种必然，也有一定偶然。言其必然，是因为使用上述语种的国家中，法国是传统文学大国，西方艺术集聚地，现代以来译介和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鲁迅的《阿Q正传》译为法文，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根据南京大学法语系高方博士（2010）的统计，截至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相较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规模更大，受到的关注更多……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超过三百部。”^[1]这还只是很多年前的数据，近几年随着两国官方和民间各层次交互往来的进一步增多，参与译介的作家作品数量定然要远胜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翻译规模扩大更加重要的现象，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法国文艺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观念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献。文学服务于历史（和历史学家）：她阐明外国观察者无法直接理解的（中国有意无意向我们‘隐藏的’）东西；她用以测量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温度；她被当作证词、标记、指数或症候来阅读。而从今以后，我们也许应该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2]。此种语境下，兼具现实关怀与先锋气质并在国内文坛声誉日显的东西小说在法国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也就不难理解了（东西在1998年就凭借《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越南虽然在艺术底蕴及文学市场规模方面无法跟法国相比，但其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气质与中国有着颇多相近之处，当前也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转型阵痛，有着良好的传播基础与接受条件。这是东西小说能够成功“出海”的必然方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些作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一些偶然因素。客观来看，身处内地边缘的广西作家和作品想要走出国门进而产生影响并不容易。对此，东西有着冷静的思考，“想要得到关注，作品的声音分贝必须比别人高，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还要写出人类的共性。广西作家与国外出版机构交流机会不多，不要说用作品打动汉学家，就是把作品传递到汉学家的手上都不容易。” ^①具体到东西本人，他的作品能够被翻译到国外，起初几乎都是靠业内人士的推荐——法语作品缘于批评家谢有顺引荐，英语作品部分缘于作家余华的牵线，韩文版也是借助出版社编辑做媒。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东西的实力与幸运，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不慨叹边远地区作家“走出去”的艰辛之至。东西尚且如此，其他作家的状况更可想而知。这一沉寂局面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有明显改观，直到近几年，这种“一苇渡海”的被动状态才慢慢得以扭转。以东西为首的一批作家，通过国际交流会议、文学文化项目参与等方式主动出击，不仅为他们自己的作品“出海”拓展了道路，也使得更多广西作家作品的“远走”成为可能。^②

尽管如此，广西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仍有相当长远的路要走。毕竟，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向外走”虽已小成矩阵，但海外读者群还极其有限，专业批评仍旧缺席，宣传方式单一守旧，推广力度也远远不够，尚未形成应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