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小说的成功“出海”为广西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与反思机宜。首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东西？因此，对东西小说品质的基本把握与海外读者接受喜好的大致考量是十分必要的。对东西及其作品的确切指认，一直是批评界的一个难题。他的代表作大多写就于“先锋文学”退潮的90年代，却充沛着先锋主义的种种魅惑；双脚把牢着现实主义的此在现场，但又并不匮乏对魂灵与神秘命运的坦然书写；既表白着生养于斯的南国风物，展露出“意象丛生、曲径通幽、隐喻深奥、意绪暧昧、情绪无常”[3]的地域气质，又吐纳于“走出南方”召唤人性尊严的有序行列。东西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广西的，更是世界的。
东西的小说在外在书写与内在精神两方面，都凸显出现代性品质。这种品质，对于现代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走出去”是极其重要的。侧观同时期在海外出版翻译作品最多的几位作家，如莫言、余华、残雪、毕飞宇等，作品无不具有这种特性。东西作品的（后）现代品质，从其对身体的关照与语言的重视上可见一斑。在他的小说中，身体与语言这两项要素常常被紧紧绑定在一起，对人物命运与社会关系走向都产生着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他的小说名很多都与身体和语言有关，如《耳光响亮》《目光愈拉愈长》《肚子的记忆》《把嘴角挂在耳边》《没有语言的生活》《反义词大楼》《不要问我》等，由此或也可以看出作家的某种自觉。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像灯一样帮我们照亮混沌世界的工具。“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混然之物。”“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比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的划定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4]157但是，语言给人带来光亮的同时，也会以其巨大的魅惑性使人迷失与被蒙蔽。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作者建构了一个由瞎眼父亲、耳聋儿子和哑巴儿媳组成的特殊家庭。他们一个看不见但能听到，一个能看见但听不到，一个看见了听到了但又说不出来，在生活中处处展现出尴尬与窘困。起初，因为儿子王家宽耳朵听不见，致使父亲王老炳撞到蜂巢后求救无效而被蛰瞎；因为看不见听不到，当家里的腊肉被偷时他们父子无计可施，贼没抓住反倒使父亲一头撞上尿桶“惹了一身骚”。即使当小偷被绑进家门，他们也只能主动上前为其解开绳索，一句“我得罪不起”饱含多少无奈与心酸。一句话，都是语言惹的祸。到《后悔录》，主人公曾广贤口耳眼都没问题了，不再为王家宽、王老炳那样的窘迫而忧心，但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甚至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他掌握了语言，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开始喋喋不休地说，先是因为他的“大嘴巴”，父亲被打伤了下体、打折了腿，家被红卫兵抄了，母亲也因此而自杀。继而又是因为他的“大嘴巴”，与他肝胆相交即将逃出升天的狱友李大炮被加了三年徒刑；后来也是因为他的“大嘴巴”，父亲失却爱情，撒手人寰。这也都是语言惹的祸。在东西的小说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诸如——语言究竟是救赎的工具还是沉沦的涡旋式的悖反性张力与深刻现代性反思。对身体元素的书写也十分普遍，其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被一种源自身体深渊中的神秘力量所推动与裹挟，进而发起各种影响命运走向的行动。《猜到尽头》通过对身体的感性纠缠与欲望想象，解构了夫妻（两性）的信任神话；《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青葵，以一己艳容引发了“我”父母的争吵、孙家旺夫妻的离异及众多男性的蠢念。她机智地“利用”“我”躲避开他人一次次的侵犯，保住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成了我心目中纯洁的天使，也引发了的我朦胧欲望。但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成了支撑地震中被玻璃插满全身的我继续活下去的精神信念。多么讽刺，多么荒诞，又多么合情合理。
东西小说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基于其作品中强烈的本土性与现实性。东西是广西作家中极有限的自觉认同自身地域性书写的，他的小说有着浓郁的“南方”气质。“事实上，已经有人概括了‘热带写作’……对于我来说，热带其实就是我的南方。她火热潮湿、易于腐烂，到处都是风湿病和矮个子，鬼魅之气不时浮出民间。他们对洁白，比如大雪充满向往，对冷空气异常敏感。因为个头的矮小反应机敏之外，还容易在这种湿热之中堕落和腐败，就像水潭里的枯枝败叶。”[5]尽管谙熟于各式现代主义表现与写作技巧，东西作品的底色仍是现实主义。他时时刻刻心系着南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为他们伟岸或卑琐的人格立传，艰辛与坚韧的生命歌哭。尤其是他那些蘸浸着浓郁民族地方特色的作品，如黑洞般吸嗜着那些有意无意靠近的读者。《耳光响亮》书写了“60后”一代农民，在一切既往伦理规范被打破，恒定价值被干扰的历史时空下的挣扎、奋斗与忏悔；《篡改的命》是两代农民为改变命运而奔走呼号，一次次从乡下走向城市又一次次被打回原形甚至“异形”，一边坚守一边堕落，一边超越一边沉沦的精神实录。东西是广西的，但又不只是广西的。他的小说中，始终有一根理想与道德的标杆，指示着人性的地平线。也正是通过这条绵延无尽的基准线，他才能够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认同，走到同湘西的沈从文、约克纳帕塔法的福克纳等同样的行列中去。
三、东西小说海外接受的启示及发展对策
东西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也让我们看清楚了很多问题。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区与多元文化交汇地，有着独一无二的写作资源。加之当下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加速掘进，中国——东盟战略的进一步提升，本土文学“跑起来”“走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理应保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使被压抑太久的广西文学舒展异彩、奔放华姿。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海外读者和批评家对广西文学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他们选择一部作品的心理动机，更多还是停留在对异域与他民族神秘与神奇文化想象上，而少有对文本品质的真正认同。基于此点，我们的主动推介与普及宣传是必要的。尤其是正在全面经历着大发展大变革的今天，广西无论地域还是文学文化，也都悄然发生着各种变化，仍用停滞不前的目光和心理去对待一部（或一方）文学作品是极其不合时宜的。这需要相关部门及作家、读者等各级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其次，随着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优秀人才的相继迭出，各类型文学的持续丰富，广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走向蔚然。在此局面下，仅靠数量有限且不尽为专业群体的汉学家引介与翻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积极寻求更为专业的传播机构与翻译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最大程度上将优秀作家作品高质量译介出去。2016年夏天，东西带领5位广西作家去往胡志明市图书街，与越南出版方签订翻译出版合同而大获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既使得更多的优秀作家作品有机会被赏读，也使得小说之外更多的文体文类得以一展风姿。
再者，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积极主动推介的同时，也要狠抓作品质量。一个作家真正得以立身的，还是优质的文本。东西、鬼子等之所以能够持续“走出去”并获得成功，最主要原因还是作品质量有口皆碑。地域风情、民族文化的发掘固然重要，但不能囿限于此。只有立足于本土本民族深厚文化土壤，以人类共同良知守望与美好期盼为旨要，佐以炉火纯青的绘写笔致，才能得到读者的真挚认同。
最后，我们还要重视批评氛围的营造与研究景观的构建。一部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前景，离不开海外优秀批评家的导引与助推，也离不开专业研究者的剖析与审视。尤其知名学者与文化界人士的参与。2005年前后在世界图书市场引起热议并创下发行记录的《狼图腾》就是很好的例证。其发行前后，不仅有《时代周刊》《泰晤士报》《世界报》等主流媒体的大肆宣传，更有世界各国相当数量高校与读书会等群体的高频次研讨与论文著述发表。这些都为作品的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后续译介传播提供了良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