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客观环境、主观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相较于其它高职院校，艺术高职院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着更多风险挑战，需要意识形态工作者正确面对和解决。
（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思潮的侵蚀
近年来，国际上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的力度在加大，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只是其形式和内容在发生某些改变。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多元多样化社会思潮开始进入中国，与中国宣扬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发生着交流、交融和交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态势已经形成。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仅没有终止反而变本加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潮，如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不绝于耳，试图“妖魔化”中国，这些错误思潮和观点通过互联网、出版物、报告会等逐步渗透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效果，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弱化、淡化的倾向。艺术生的政治观念较为淡薄，更易受全球化、多元化的冲击，在观看西方书籍、小说、歌曲和影视作品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宣传的大众文化，产生个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而引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边缘化认同甚至反向认同，导致是非不分，道德滑坡乃至信仰缺失等问题的产生。
（二）与艺术有关的生活经历和专业学习实践的影响
与非艺术生相比，艺术生更易受市场利益化的驱动，在学习、个人发展方面的功利色彩更浓，这与其个人“艺术化”的经历有关。进入高校前，艺术生学习艺术多年，家庭的经济投入较大，负担较重。进入高校后，部分艺术生更愿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外兼职，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受专业影响，有些艺术生不安于专业学习，盲目崇拜艺术圈里的明星大家，关注个人名利，追求超前消费和奢侈享乐，不良的个人主义、娱乐主义等逐渐侵蚀着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使得他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艺术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不是所有的艺术，都绝对是意识形态的形式。[2]然而，很多专业课教师只是简单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不能深刻把握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不懂得包含思想观念、社会倾向性和价值性功能的艺术作品属于意识形态的形式，导致在对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的解读传授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内容传输给学生，客观上降低了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育人效果。
（三）全媒体时代网络不良思想言论的传播渗透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和最大增量，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作为信息传播的新渠道，互联网一方面逐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言论的新途径，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多元和即时交互，也加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掌握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正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和最前沿，互联网战场的输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当前，经过国家对网络空间的大力引导和治理，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是好的，但负面话语和舆论也渗透在网络空间的角角落落。正因如此，高校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的力度需要加大。在全媒体话语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当下，仍然以传统方式方法为主的高职艺术生意识形态工作吸引力不强。[3]作为网络“原住民”，艺术生更愿到各类网站上获取信息，其中不乏违背核心价值观的信息，他们会接受乃至传播网络上的错误言论，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消解，这使得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宣传和引导上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
三、艺术高职院校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分析
基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和挑战，艺术高职院校应探寻科学对策，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艺术高职院校“发声”的频率和振幅，引导学生坚守艺术理想，提高艺术修养，重艺德，强训练，成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艺术人才。
（一）建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体制机制
在艺术高职院校建立健全富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运转协调、科学高效，是事关党的领导能否在学校全面落地、党在学校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在教育大格局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大问题。高校意识形态的体制机制，可以分为外部替自己只和内部体制机制。外部体制机制主要是指教育行政部门、地方党委与高校之间建立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内部体制机制主要是指高校内部党委与各职能部门、各办学实体之间建立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4]在学校内部，党委是“关键少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党委要牢牢把握领导权，层层压实责任，主导形成、运行并不断完善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机制要涉及谁来做、做什么、做得怎么样、如何改进等方面问题，既包括意识形态工作自身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也包括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制度设计；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体系、各相关部门权力责任的配置，也包括微观层面意识形态工作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具体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