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为政之道出发谈“五美”，“尊五美”为治世之能，道德以政治为外在载体，政治以道德为内在规约，二者浑天然成于一体。这种原则以治世之能的思想扶正政治，以道德境界高度为政治素养提升的基准，为政之德与为政者之德兼具变成为政治者追求地最终目标。因而孔子关注为政者道德素养的提升，不仅提出“君子五美”，而且对为政者如何“尊五美”作出进一步解释。
（一）利民富民观：民心所聚，君民皆足
孔子主张为政者采取与民众利益相符合的相关政策，使民富之。首先，为政者欲久治天下，必先富其民。鲁哀公就年岁荒歉、国用不足问难于有若，其答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可见，君民利益一体矣，为政者取民之公益止己之私欲。其次，富民之道何至？莫如“节以制度，不伤才，不害民”（《周易•节•彖》）。皇侃《论语义疏》：“因民所利而利之……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于居无所损费也。[5]114”就是讲为政者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优势调整国家、地区的利民政策，同时鼓励百姓充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致富。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混乱情况，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根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从“天—君—民”角度继续发展了孔子这一“利民富民”的思想。“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由天下至民至民心，再至得民心之道，在逻辑上层层递进直达关键之处，意在说明为政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二）劳民乐民观：使民以时，上下俱富
孔子主张为政者欲百姓劳而不怨，需安之乐之。首先，为政者选择“农隙之时”[6]5使其为之所用，劳之乐之。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假以为政者使之不以其时，则百姓之力终将竭之；君虽纳节用之策，空有仁爱之心。使民劳之易，使民乐之难。故周朝役法定使民之日，每年不超过三天。其次，为政者使百姓劳其所能劳者，劳之安之。比如“三月于耜，四月举趾”[]，春季就是百姓耕种的时间。可见，不同时间段劳动人民的劳动对象也有所不同，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产资料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为政者要在鼓励百姓安心劳作外，亦需善于运用“劳”的教化意义，“忘善则恶心生”（《国语·鲁语》），即百姓劳作便可激发其善心，百姓安逸便催生其淫念。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穷兵黩武、频繁征伐兵役和徭役的情况下，面对农时混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孟子继承了孔子“使民以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违农时”等主张。首先，孟子上升至天人合一层面上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彼夺其民时……夫谁与王敌”（《孟子·梁惠王上》），进一步将休憩之“时”转换为规律之“时”。其次，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对象从社会层面的父母君臣扩张到自然层面的万事万物，试图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生态关系化解为政者、道德和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孟子还进一步设想了适应于小农经济背景下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认为“无失其时”可达至“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理想境界。
先秦儒家大多都发现劳作尤其是农作对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荀子在“均辨”的基础上也对为政者“使民之时”提出相似观点，“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荀子·富国》）。在此他进一步强调为政者在忠信、调和、公平的原则指导下主张少兴力役、无夺农时，唯此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四海八方的人心就如“流水归之”。
（三）欲仁得仁观：正德厚生，以仁取道
孔子认为为政者需将欲仁得仁作为份内之事去执行，以仁取道。《正义》：“欲仁得仁，谓欲施仁政于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这里突出”欲仁得仁“的可行性，得仁并非难事，为政者想要行仁义之事，便也利用身边资源行之。“仁”亦“爱也”，“欲仁”即是想要爱，其对象指向外界他者。此种“仁爱之欲”来自为政者自身的自然之为而非外界的逼取之行，故谓“只是完全分所固有，尽职分所当为，非干誉也，非望报也”[4]1573。除此之外，孔子认为为政者以大同之仁调解上下关系，正德厚生。为政者行仁义之道，在大同社会理想目标指引下，从“天下一家”的角度去理解不同利益主体的欲望，试图达至“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孟子肯定为政者满足“立天下，定四海”等声名权势类欲望，但更为鼓励其追求超越于现实功利欲望之上的仁欲。“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孟子·尽心上》）。而仁欲不同于物欲的取之于外以填其所“欠”，“仁欲”更多倾向于为政者自身内部的修养，是仁爱之欲充盈于内心而不自觉流露出的表现。故孟子认为为政者要修身正己、静心养性莫过于节欲、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他劝诫梁惠王只有对“肥甘轻暖、声色犬马之欲”有所节制，方可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大欲”。
荀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之追求在一种礼制内得以规范。他认为欲望随人之命所生之，肯定了欲望存在和合理性和不可消灭性。但荀子努力为人们探求欲望量化的界限，认为欲望需要继承先王的礼制加以规训之，否则将陷入“争则乱，乱则穷”的无穷困境。唯有此，才能够不受困侑于外在的欲望，回归本心的找寻。
（四）去骄安泰观：谦和毋我，以敬得心
孔子主张为政者以安泰卑牧之心面对世间纷繁复杂之俗事，以敬得心。“能众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于寡少，是不骄也”[5]。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是君子安泰平和、包容万物的心性所涵养的；君子不慢于寡少，是君子为人谦虚而非骄矜所外显的。孔子在此对比小人与君子待人待事截然不同的两种心境，“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小人迷失于外在物质条件，实则内心极度自卑而空虚，故常以骄人之势压制于他人，试图掩其“不定之心”。而君子但求为人豁达宽容、至率至真，自然心态平和、安顺适然。君若至“无我”之境，何生“骄矜之心”？小人情绪落脚点置于外在世界，易为外界环境变化牵制，因而患得患失，泰和难矣。但是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多变，既有“不骄而未能泰”的碌碌无为之辈，又有“泰而或失之骄”的与世无争之人。可见，“泰而不骄”心境之难矣。
孟子继承了孔子谦虚安泰的基础上，就自知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观点。首先，他认为向别人请教不可因地位高低、权势寡众、功劳大小而自居傲物，应谦虚客观地看待自己与他者的差异。滕更在孟子门下学习，孟子不答滕更，何以？一个人常以己之长压他人之短，藏己之短妒他人之长，即使真的有所过人之处，也是不自知的一种表现。若为政者于人请教时展以此态，则浅薄骄傲之性尽现，故难以得贤人、归民心。孟子还十分抵制追求食色财权势的“贱丈夫”“齐良人”，认为他们表面上鲜衣怒马、颐指气使，私下却道貌岸然、茫然若失、斤斤计较，因而为政者应该“从其大体”，以敬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