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更是实现文化由人民产生，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文化普惠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迎接美好生活的到来的重要途径^﹝1﹞。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等新型文化消费的热点催生了高涨的消费需求。然而，当前我国文化消费仍存在整体水平不高、消费主体单一、消费供需错位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文化消费又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消费变迁及特点，有助于准确认识文化消费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研判新时代文化消费的变迁趋势。

文化消费与文化体制变革关系密切，前人的研究多将文化消费纳入文化体制变革中，这对于深入剖析文化消费变迁的体制背景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三种观点：霍步刚将文化体制的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探索与试验阶段（1979-2005年）、深化和拓展阶段（2005年12月以后）^﹝2﹞；韩永进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2-2005年^﹝3﹞；曹普也亦持三个阶段论，即改革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1978-1991年）、稳步推进（1992-2001年）、实现重大突破（2002年以后）^﹝4﹞；邱仁富对文化体制变革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时间划分：萌芽阶段（1978-1983年）、曲折探索阶段（1984-2001年）、全面开展阶段（2002-2007年）、跨越发展阶段（十七大以后）^﹝5﹞。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消费变迁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释放了文化消费活力，丰富了文化产业市场，人民文化消费需求日益高涨并不断更新。部分学者专门研究了文化消费变迁，如王健等认为居民文化消费存在阶段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文化消费萌芽时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普及时期；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文化消费的升级时期^﹝6﹞。毛中根从经济学视角，厘清了文化消费提升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