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积极、坚定地追求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爱情，后受到不同程度、不同立场的阻挠和反对，二人历经千辛万苦同阻碍因素进行艰难斗争，最后终成眷属或鸾分凤离——的故事情节和内容极具经典性。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或为悲剧，或为喜剧）故事情节似乎一直出现在读者的眼帘，给人以熟悉和雷同之感，因婚姻问题而产生的封建大家长与向往自由爱情的小儿女之间的矛盾，甚是常见，更成为中国古代各类戏剧小说的经典故事情节。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且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均有涉及爱情或婚姻被封建家长所干涉或阻挠的情节。

在此我们可以援引普罗普的研究结果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地质学理论”，对这一故事情节相似或雷同的现象进行简单阐释：

结构主义的先驱——俄国民俗学家、形式主义学者普罗普，在研究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发现：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各种故事中细节纵横交错，“人物”和 “主题”的数量极多且均有不同，但每一故事中的情节因素也是固定或者说是一成不变的，“人物的功能是作为稳定不变的因素出现在故事中的，并不取决于这些功能是如何完成和由谁完成的”^[1]。此外，列维·斯特劳斯的“地质学”理论认为，人们眼前所呈现的复杂地质形态，是经过无数岁月的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但它们所演变和发展的时间和过程，并不会存在于人类视野中，复杂地质形态最终只是作为一种空间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一空间形象这便是由各种地质成分组成的“关系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手中，即使在更换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形象、甚至是题材之后，会导致作品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感情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故事中所隐藏的深层结构造成影响的原因所在。

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环境背景、情节要素等可以进行替换与改变，但是其内在的关系结构——也就是结构主义理论中的“语法”——是不变的。刘楚华先生在《志怪书中的复生变化》一书中说道：“无论如何，中国社会长期在儒家道德规范下，文学中所歌颂的自主婚姻理想，从来没有过现实的基础，惟其如是, 它是历久长新的题材，中国小说由晋河间男女至明杜丽娘，套用同一复生模式, 反复追寻的是同一爱情梦幻”^[2]，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正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