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人们持之以恒，即便人们在颠沛流离之际也不要违背仁德。孔子的弟子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的弟子“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认为，颜回的心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其他的学生则是偶尔不违背仁德。偶尔实行仁德是不值得赞赏的，只有长期实行仁德才值得赞赏。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朱熹解释曰：“终食者，一饭之顷。造次，急遽苟且之时。颠沛，倾覆流离之际。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贵贫贱取舍之间而已也。”[2]君子即便是很短的时间、急遽之时、偃仆之时都不离开仁德。仁德包含恭宽信敏惠孝悌等等德行，这些德行的拥有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需要人们不断进取才能拥有。君子时刻修养仁德，即便在造次、颠沛之时都要修养仁德，都要克己复礼，这难道不需要进取的人生态度做支撑吗？

最后，儒家还探讨了死而不朽（生命不朽）。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追求死而不朽（生命不朽）就成了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在儒家看来，追求死而不朽（生命不朽）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遗传，将生命留给后代。一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达到精神不朽。现在医学发达了，能够进行器官移植，这当然也是一种实现死而不朽（生命不朽）的方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国范宣子问叔孙豹何为“死而不朽”，叔孙豹言：“泰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不朽”思想。孔子的精神不朽理论是对之前“三不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在孔子看来，既然人的死亡不可避免，那么人要在活着的时候有所追求，获得好的名声，实现自身的价值。孔子指出：“齐景公有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于今称之，其斯之谓焉。”（《论语·季氏》）伯夷叔齐的事迹，孔子是甚为赞赏的。死而不朽（生命不朽）才是最好的死亡方式。孔子所谓的死而不朽（生命不朽）是指人的肉体死亡了，但人的名声却留在了世界上，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一个人也许活着的时候富可敌国，但死后无人想念他；也许一个人活着的时候穷困潦倒，但死后却被人们深切怀念。一个人是否获得精神不朽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金钱和权力，不在于他生活的时间有多长，而在于他是否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是否有拯世济民的行为。“立德”“立功”“立言”、拥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拯世济民都是需要人们积极进取才能实现的。

二、儒家的人性论

孔子对人性论述不多，但开启了儒家对人性探讨的先河。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相近的，只是后天的行为使人有圣贤君子与小人之分。因此，人们应注重后天的学习、修养和锻炼，努力使自己成为圣贤君子。

在人性论问题上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天生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对其加以扩充，就可以拥有仁义礼智这些善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但是不幸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存在，普通百姓失去了善性，只有君子保持住了善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失去善性的普通百姓怎么办呢？孟子认为人们要积极进取，努力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圣贤君子。孟子阐述了人能成为圣贤的原因。他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有天赋的善性，“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只是由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先发现了人心的善性追求，并努力“扩而充之”，使自己具备了仁义礼智的善德。据此，孟子提出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的观点。这体现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对话中。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认为人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此四端若能扩而充之，则“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从目标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在孟子看来，实现目标之路并不平坦。人要成为圣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人们后天的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孟子并不因有天生善性而要人们放松修身养性，相反，他认为，只有人们注意把自己本性中的善端扩充为完美的善性，并通过修身保存下来而不使丧失，才能更好地顺从天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孟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自己不去做，而不是真的做不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只要一个人按圣人的言行去指导自己的言行，那这个人就是圣人了。“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