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户的身份信息被软件平台标注；想要查询身份信息被哪些软件标注，需要向一些网站付费；如果想更改或取消标注信息，需要再次付费……围绕来电显示信息，出现了一环扣一环的黑色利益链。

　　“对于这条‘来电显示黑色利益链’,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在4年前，我就已经感受过来电信息被标记的恐惧。”AI财经社主编刘子倩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5年8月的一天，刘子倩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刚刚上车，他就被司机识破了身份。

　　原来，司机手机上的一款来电号码识别软件，把刘子倩的身份信息标注为“记者”。当刘子倩拨通司机电话时，他的身份信息就已经泄露了。

　　“坦白地说，我当时除了震惊，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的工作信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泄露，而这种信息泄露对我而言是致命的。当时，我在作调查报道，如果对方看到来电就知道我是记者，那我的工作根本就没办法开展了。”刘子倩说。

　　后来，刘子倩与标记信息的公司取得了联系，对方取消了他的信息标记，并承诺对一些职业在信息标记时进行处理。4年时间过去了，当初让刘子倩感到不寒而栗的来电信息标注，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链。

　　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个人电话号码属于个人信息，对于个人电话号码的信息标注，属于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建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作出规定。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标注，用户的知情权、更正权等权利如何得到保障，企业应当承担怎样的审核义务，公司以帮助查询、更正信息为由收取费用是否合法……这些都需要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张韬说。

　　每年用户举报骚扰电话上亿次

　　在大数据时代，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加工，形成数据产品，进而形成的数据以产品化、商品化的方式提供服务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来电号码识别软件就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而形成的在线数据终端产品。例如，我接到一个电话，如果手机上的软件提示这一号码是‘广告推销’,那我就可以选择拒绝接听，并可以直接将其加入通讯黑名单，防止二次骚扰，这就是典型的在线数据产品的使用。”张韬说。

　　张韬指出，虽然按照相关规定，不得向用户拨打骚扰电话以及未经用户事先同意而向用户发送商业推销短信。但是，由于治理难度大、违法成本低等原因，导致此类现象屡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号码识别软件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

　　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波告诉记者，对骚扰电话号码进行信息标注，可以让用户在接到来电时能及时收到提醒号码类型，免受骚扰电话的打扰，还帮助不少用户避免了财产等各方面的损失。

　　2018年上半年，腾讯手机管家用户共举报骚扰电话近1.43亿次，360手机卫士用户共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数量约2943.7万个。

　　虽然标记信息是由用户来提供，但为了防止用户错误、恶意标记信息，很多来电号码识别软件都有一些防范机制。

　　杨启波和360安全专家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并不是用户想标记哪个号码都可以，而是必须在本机收到这个号码的来电后才能进行标记。同一个用户手机标记多次只当一次处理。而且，需要达到一定的人数，才会被标记为相应的身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