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绝不是其成功的单一因素。刘三姐文化实现跨文化传播，其文化基因得以长久延续，一方面在于文化内容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另一方面可归结为技术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恰当使用。

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中平衡传统与时尚一直是我国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刘三姐文化品牌作为我国民族文化开发的突出代表，其成功关键在于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契合。从历史进程来看，刘三姐文化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我调适的特性，其伴随着外界的社会变迁去改变自身的传播方式，通过对社会的不断适应、调整而得以流传至今。就刘三姐人物形象的嬗变而言，从歌仙、爱神到勇斗恶霸的农家姑娘，再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民族女英雄，其每一次人物形象的改变都与当时的政治时代背景以及壮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息息相关。就刘三姐文化的发展背景来看，无论是相关的文化旅游产业，影视演出作品，还是学术研讨会议、法定歌节设立都与上级领导赋能息息相关，同时也符合当地人民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期盼。刘三姐文化品牌的成功营销，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它既承载了国家的政治意识，又承载了壮族人民的生活愿景，是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相契合的结果。此外，纵观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历程可知，其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依托于技术工具的使用。无论是影视文艺作品，还是旅游物化产品，其制作、宣传、产出等都有技术的涉猎。尤其是近几年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刘三姐文化有了新的依托载体，在更大范围内形塑了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7]。

但就技术赋能的过程而言，本文认为刘三姐文化并未发展到赋能层级，更多是处于技术与文化融合阶段，技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吸收，发生了一些形态变化。就技术赋能形式而言，刘三姐文化主要以其歌谣文化为主，大肆依赖于文化旅游业和节庆活动，发展支持点较为单一，虽也有多种传播途径，但彼此之间“各美其美”，并未形成发展合力，且新兴技术的介入不足。特别是随着新兴技术的迭代发展，以往的影视产品、演出产品、出版产品都逐渐走向凋零，新生的网络山歌形式也仅是依托于媒体平台进行交流，并未产生自己独特的技术支撑体系。此外，广西各地的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态势，大量同类型的刘三姐文化场所的泛化，除了一味的消耗刘三姐文化品牌效应外，并未起到较好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效益。就技术赋能结果而言，刘三姐文化品牌的目标群体定位并不清晰，更多的是先创造产品再寻求合适的消费者，且受其传播途径的局限，年轻人对其的了解甚少，没有产生较好的文化辐射反应。其产品产出也是发展劣势。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角度出发，《印象·刘三姐》更多的是展现了广西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并没有体现出刘三姐文化的本质所在。以旅游产品为例，市面上多是打着“刘三姐”名气的幌子销售的各大景区的雷同商品，所售商品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内涵不足，销售地点局限于景区的流动场所，没有形成很好的文化品牌营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