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既是对自身文化独特质性的坚持与肯定，也是实现文化由历史形态向时代实践融入的必然选择，是继承与发展、信念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在环境，也产生了核心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的契合、适应问题。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看待中华文化的时代发展，摘取其中具有精神内核重要地位的价值观，提出了价值观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作用特点。对于以历史形态存在和延续的中华文化，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其现实价值。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中华文化的现实性需要说明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融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借鉴的问题。中华文化既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根基，也面临在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结合及创造新辉煌的问题。习近平意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作用，也关注中华文化的时代发展问题。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致性，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有机结合的问题。文化自信的战略部署同时彰显了文化软实力的中国维度与社会主义维度，既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文化建设重视的历史发展，又体现了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

中华文化的内在民族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时空中面对时代问题的文化凝聚、思想积淀、观念体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其时代主题、实践任务、历史问题与当下存在本质的不同。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所迸发出的时代价值。中华文化因其植根于中华大地，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凝聚力。中华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的语言形式，其为人处世与治国理政的民族内容与历史智慧尤其具有启迪、推动意义。中华文化对客观世界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机制特点、社会优先个人的关系处理原则的教化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在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赏包括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等在内的民族精神，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深层次精神内核的时代任务。他用“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说明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来说明艰苦奋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说明创新的重要意义及其时代要求，勉励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中华文化其内在的民族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

中华文化蕴藏着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与历史教训。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是中华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治理规律的中国探索的有机统一，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及有益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治理有基于国情历史相继发展而形成的延续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中华文化对国家治理及其制衡因素的探讨因其基于中国国情及中国历史现实而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中华文化的现实价值不仅是世界观层面的个体意义，也发生在治国理政历史借鉴的国家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治理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都可以发挥中华治理智慧的启迪作用和教育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说明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性；用“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说明了对时机的合理掌控与对事物发展的认知、实践方法的设计的协同性，具有辩证思维的基本维度，是对发展规律和条件协同性的有益探索，说明仅有对事物发展认知和对实践方法的抽象设计而缺乏对时势的科学分析与灵活掌控，同样不能导致失败的实践结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对时代发展本质特征的整体判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更加强调对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用“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说明关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的重大实践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内在要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一致性，为观察和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中国式启迪。习近平援引“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来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用“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说明旗帜问题和道路问题作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和方向性问题的战略性，警醒全党在旗帜和道路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习近平援引“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的历史教训说明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价值标准、简单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评判中国现实的严重危害，阐明了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判断标准的根本重要性；用“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说明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战略价值，用“秉钢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一富有中国传统辩证法智慧的治理思想来表明树立理想信念、党性原则等“根本性的东西”的极端重要性；用“令行禁止，王者之师”和“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说明制度刚性运行的重要性；用“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来说明党的政治威信受损的严重实践教训；用“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这一富含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智慧的用人之道来表明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干部实践的重要性；“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中华文化的形式阐明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趋势转化及主体应对，习近平援引这句话来说明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说明了中国古人在治国理政尤其是立法问题上的思考，给出了有关注重民意基础和具体实际条件的重要性的思考，习近平援引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的坚实基础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代表了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对突破旧体制、旧做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用以说明“于法有据”与“推进改革”的辩证关系，既要改革于法有据，但不能固守“于法有据”的僵死限制，灵活地、辩证地根据有利于群众利益和实践成效的衡量标准做现实地推进。这体现了古代辩证性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

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需要结合实践需要与时代特征增加新的理论质。中华文化在其现代时空中不仅存在对其影响力的历史性和现实价值的延续性问题，也产生其理论逻辑、思想精髓、哲学观念、精神内核与当前时代与实践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在中华文化的问题上，不仅应有历史的观点，也应有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需要结合实践需要与时代发展为中华文化增加新的理论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统一体，是历史形态与时代成果的有机统一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渊源与发展基础，同时又面临着与时俱进、创造新辉煌的时代任务。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态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自近代中国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相结合。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为基本内核和发展遵循，对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思想精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审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实践需要，注入新的时代能量、新的时代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固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增加新的理论质，实现文化吸引力、文化凝聚力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化实现。中华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