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拥有各自的或真实存在、或揉进了想象和虚构的“地方性”叙事对象。目前，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成果业已表明，口头叙事并非是人们想当然地那样凌乱和无序，《荷马史诗》的创编、演述、传播及传承背后有一套隐而未显的口头诗歌运作机制存在。回望古都洛阳城1500余年的建都史，在其文明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同样出产了不计其数的地方性口头叙事，只是它们被不同的主体“记录”和“想像”，被不同的创编思维“承载”并“延传”，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呈现不同的“文化意象”，发挥不同的文化功能。

  面对“牡丹花”这一由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文人笔传、民众口述相交融而产生的文化符号，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是：本为“自在之物”的客观事物是如何被建构为“为我之物”的？“牡丹花”这一具备多重意蕴的文化符号在文人作家和民间大众中分别呈现怎样的文化意象？集体记忆在针对“牡丹花”这一文化事项进行的当代文化景观再造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一、文人与民众对洛阳牡丹花的文学表述

当人们了解到开放在顾恺之创作的那幅《洛神赋图》中的牡丹花已是东晋时期人工栽培的品种这一事实时，我们便有理由承认这一过早即被人为关注而伴随中华文明史演进的、栽培观赏史已超过1600年的芍药属植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从“文学”“文化”视阈进行学理观照的依据。牡丹花在其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栽培历史中早已超脱本身所属的植物学、生物学、农学要义，随着国人将思想感情不断融入其中，逐渐形成了将牡丹花作为叙事对象的文人作品和民间信仰。在有限的与牡丹花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与其关注“牡丹栽培的源头”“出生地在何处？”“何时当作观赏植物？”，不妨超越科学考据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重心由“物”转向“人”，从不同叙述主体的角度，分析“牡丹花”的不同文化意象，探寻“牡丹花”是被谁表述？在何种时代语境中形成的表述？叙述主体以何种方式建构“牡丹花”的文化意象？ 

（一）民间大众口头表述的洛阳牡丹花

在当地民间口头叙事中，“牡丹”最早被称为“母丹”——“母”即为神仙王母，“丹”是王母娘娘瑶池的金丹。关于牡丹花的由来，有一则传说，简述如下：

  洛阳北邙山上住着一对勤劳善良却没有孩子的老夫妇。有一天，夫妻两口从老鹰爪下救出一只受伤的鹦鹉。鹦鹉报恩衔来一株灵草。他们吃下后不久便生下一个胖小子，起名为鹦哥。有一年，疾病在人间流行，山上的乡亲们陷入了灾难。长大的鹦哥担负起了拯救村民的责任，在南极仙翁的帮助下拿着三天三夜磨就的钥匙偷偷打开了王母娘娘瑶池的门，找到了可以救人性命的金丹。王母娘娘发觉追来，他情急之下从天上把金丹全部撒下。金丹到了人间，便落地生根长出一株株牡丹花。鹦哥的妈妈和乡亲喝下花根熬成的药汤后病立马好了，鹦哥也得到赦免。

洛阳北郊邙山、孟津地区广泛流传关于“母丹”“洛阳花”的传说。其形态的由天界“仙丹”到人间“鲜花”，其功能的为神仙享用到治疗凡人疾病，再加上它本来只为神仙所专有，在极端情况（人间出现灾难）下才不幸被凡人盗去遗落人间——这样的记述和故事用意体现了讲述者创编这一民间故事时采取的神话学思维。这一被赋予了“神仙下凡”母题意义的故事是出于满足人们解除疑惑的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即这种“花极大、味极香、品类极繁、无性便可繁殖”^[1]50集植物、药物、赏物为一体的牡丹花太过于珍贵、稀有，凡俗人间怎么能拥有呢？它似乎只应受天界享有，人世间哪能开出这样的花？这种出于解释疑惑的心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答案是想象的产物。正像许多民族中流传的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是虚构的，而太阳、月亮和星星是客观存在的。

民间口述中的“牡丹叙事”因地缘的广阔、传承主体的多样、历史的久远，导致其中包含着数不清的变化因素，每一次口头讲述都有不尽相同的故事情节，但不变的基本情节单元大体上包括：农家少女出门、家人等归；少女遭歹人强抢财物、霸占美色，少女反抗、遭陷害；家人报官、歹人与官府串联；少女坟头开出牡丹，化为仙子帮助父母；惩治坏人。这是北邙地区对“牡丹仙子”或“牡丹神”具有共性的记忆，也是稳定的牡丹信仰文化基因。牡丹花的民间表述贴近生活，有实用性、信仰性，被人格化、神格化，其身份多为民间勇敢女性在反抗强暴后自戕或反抗强权致死后幻化而成。“牡丹仙子”故事的民间流传，表达百姓对这种无畏精神的肯定追求，有些地区设立信仰“牡丹仙子”的道场，善男信女，烧香许愿，企望得到仙子的庇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