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武则天称帝，为在隆冬腊月之日游乐上林苑，她连夜下诏:“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日早晨，上林苑果然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唯牡丹有些志气，不肯奉承“女皇帝”驾临，要一片儿叶儿也没有。武则天见牡丹未开，大怒之下用炭火将牡丹烧为焦灰，并将别处的牡丹连根拔出，贬至洛阳。牡丹敢与“女皇帝”抗争不免有了王气，后来解往洛阳的牡丹便开得更盛了，所以天下牡丹至今唯有洛阳最好。
与神话思维影响下的“母丹”传说相比，“武曌贬牡丹”的民间故事与确有其人的真实历史人物相联系，加上故事支撑点之一的诏文《腊日宣诏幸上苑》确系武则天于公元691年所作，被收录在《全唐诗》中可见可查，因此这一从发生学意义上对唯独“洛阳牡丹”甲天下作出文学性解释的民间叙事似乎显得真实可信，甚至有相当规模的当地民众确信这就是历史真实事件。也就是说，关于牡丹的民间传说，许多记述者和民间故事讲述者通常将“武曌贬牡丹”当作“真人真事”来述说，笔者在洛阳偃师东南20里的府店镇府南村走访期间，村民对于武则天与都城洛阳与“贬牡丹”三者的异质同构关系确信不疑，陈述大量有关武则天执政“神都”洛阳时的“政绩”，还指认她曾练习书法的石碑、赏花的凉亭。
很显然，此时洛阳城境内真实存在的牡丹花并非彼时被发配的“牡丹花”——前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主体”，后者是口述创编的“想象主体”——或者说只是当地民众认可的众多“洛阳牡丹花”的文化原型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关于北邙、偃师、孟津地区乃至相当部分豫西民众讲述的“洛阳牡丹花”一系列传说，无疑包含虚拟和想象的因素。因为从“史”的角度来看，当时已是武则天在洛阳建立“大周”的第二年，怎有“贬于洛阳”之说？因此，正如有古代文化研究者对“武则天故事的演变及文化内涵”分析所呈现的成果，既说明了一旦民间叙事牵涉了“历史事件”即会超脱审美上的单纯呈现出考据、文献、知识考古等向度的解读可能，也说明在同一事件在官方和民间不同版本即异文中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认为：上苑催花原是一场卿相大臣策划杀掉篡权夺位的武后的密谋。武则天早已识破，便在赏花现场杀鸡儆猴式地将牡丹拔根、驱逐，以示效朝臣不听命于自己的下场，借此事树其天子权威——史官与朝臣原初打压策略的失效，其结果“与丑化武则天的倾向相左，故在官方文化中出现了断裂，故事本身的神秘却符合民众的猎奇心理，故在民间文学中开了花。”[2]15 因此，“武曌贬牡丹”从总体上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化想象，代表着百姓对官方政治评说的影射意味。武则天在洛阳登基称帝成了中国历史唯一的女皇帝，其人却在百姓的心中失了势，成为百姓口中“牝鸡司晨”的说法。
（二）文人作家笔头表述的洛阳牡丹花
牡丹花以神话学创编思维降临人间，被神格化为“牡丹仙子”以符合民间的信仰期待。相关的民间口头文学表述体现的是民众对牡丹花这一植物起源与存在的朴素认识，其文化价值是民间大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天工开物，自然造化，牡丹花的出现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发挥信仰功能，追求生活化、实用化的民间表述不同，“牡丹叙事”在文人作家笔下呈现出“爱情”“国色”“天香”等文学意象，有着“另类”的缘起机制。
追溯有关牡丹花的文学记录，在《诗经》中可以看到它最早是作为爱情的象征而出现的。“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3]96诗中的勺（芍）药即是牡丹，因为“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这是秦汉之前的说法。朱熹给采自“郑风”的这句诗作注解，提示这写得是“三月上巳之辰”的“郑国之俗”。郑国，与周朝王城洛阳相邻，是河洛之地，阳历4月中旬的上巳节正是牡丹盛开之时。
同样的爱情之花也表现在《洛神赋图》中：曹植与洛神宓妃在洛水之滨相会，河边绽放的就是牡丹花。“名花倾国两相欢”，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广为人熟知，维系他们爱情的也是牡丹花。2005年洛阳牡丹花会期间，几名洛阳少女头簪牡丹花徜徉于街头的的景象被新华社刊载在一张图片中。当时看来，这是几位姑娘新潮、前卫的表现，其实，这仅是千年之后的翻新。因为，早在北宋年间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就说过“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美感经验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4]247，头簪牡丹花的洛阳少女观赏秾艳多彩、千娇百媚的牡丹花从而产生情窦初开时最美好的感情，获得这一爱情之花带来的审美体验。因此，无论是这里的“插花”还是前面的“赠花”，牡丹花确实具有爱情的文化意象。
“众多的牡丹诗词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构成了牡丹文学的基础。牡丹虽出现较早，但进入文学世界却始于唐。”[5]247从“史”的角度来说，这是由于牡丹花栽培虽始于隋，但作为一个仅存27年就覆灭的王朝尚不具备在全国大面积种植的时间条件，因此，历经21帝大一统时间达289年的唐王朝在其皇家西苑、宫廷寺观、富豪宅院中获得了广植牡丹花的历史契机。与此一时期王朝国家政治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国运”相类似，牡丹花在文学意象上被文人墨客精心设计和歌咏：“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徐凝《牡丹》）古洛阳“河山拱戴”，洛河伊水形成的冲击地脉是适宜花卉植物生长的天然场所，开元年间玄宗将都城迁往洛阳城，使唐王朝在营造牡丹花“文化景观”的可能性上首先占据了“地利”；“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王朝是文人骚客大崛起的时代，诸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诗豪，他们或将牡丹花或将杨贵妃作为其笔下歌咏叙事的对象，或干脆就将二者互相比拟、参互成文，以至于“《全唐诗》中牡丹诗占据了500余首”[1]5，这就使唐王朝在牡丹花“文化景观”的建构上又占据了“人和”；加之它存在“开元”“贞观”两大盛世保持着长久的统治，此一时期的牡丹花被文人墨客赋以“国色”的文学意象。事实上，牡丹花在隋朝时期就有“隋朝花”的定性，被隋炀帝认为是隋朝的代表，是国花也，国色也。
牡丹花本是生长在客观世界的“自在之物”，其自身并不与生俱来地含有国色、天香、奇葩、花王之类的“花语”阐释。若要论及它究竟如何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从“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的转变，从牡丹花与时代的关系来看，它的文化意象的记录和想象反映了文人作家对自身所处历史社会（都城洛阳）之“国运兴衰”的心态表达。其实质如普列汉诺夫所言，“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时代的心理。”[6]9即是说，诸多文化标签附着的原因是牡丹花“极其强劲的感官冲击力”的香和“至强至烈的视觉感染力”[1]37的色于无形中契合了盛唐王朝诗人对恢弘大气、富庶安定、兴隆繁荣的“国运”的诉求。作为“百花之王”的牡丹，其色、香、态同时达到了“百花之最”，它的花、根、茎等器官在传统“天人感应”式神秘学说的支配下与“图腾物”法则相关联：其生长状态预示着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因此，为了永葆朝政，牡丹花在文学意象的选择上被精心设计，极尽词藻粉饰。正如有学者尝试从牡丹花是“折射唐代社会文化心态的一面镜子”[7]5的角度出发，关注牡丹花这一文化事项的意蕴变迁所反映出的唐王朝三段分期（初唐、盛唐、晚唐）的不同时代审美和时代心理。这就是看到了牡丹花与时代存在着的隐而未显的关系，是作为植物的客体之所以被人为建构的解释。其次，从牡丹花与文人作家的关系来看，文人作家所见的牡丹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主体”，其笔下呈现的是“想象主体”，其间存在着一个将精神性的构思“转化”为文本的物化过程。在普遍意义上，“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和“文以载道”的书写模式多半是激发文人作家开展文学活动的桥梁，同时也是制造“牡丹叙事”的缘起机制，这种促使从“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的物化过程表现在文人作家在面对日常风物时不可能简单地停留于“咏物”，而要互文、起兴、隐喻，关联到对王朝政治的关怀。文人墨客将基于物色美的牡丹花的意味弱化，将更大的关注点聚焦于花的精神之美，对花的种种天然特质赋予人格化的体悟和阐释，使花符号化，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精神风骨的化身。最后，文化专制下的知识生产表现为与权力的合谋关系，为了迎合王朝国家国泰民安或大一统的政治构想，使得文人写作多突出牡丹花之“国色”“天香”，使“花语”与“国运”相联系。
比起唐代，宋代牡丹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牡丹专著。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世厚《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其中，欧阳修说：“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谢灵运说,“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牡丹，雍容华贵，这是“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最早记述。牡丹花并非洛阳独有，何以“甲天下”？2004年4月，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的一项科研成果表明，洛阳一带的土壤含有大量火山岩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十分利于花木植物的生长，从而科学地诠释了欧阳修所说的“地脉”。牡丹花的“国色天香”备受推崇，宋代比起唐代，最翻空出奇的事莫过于举办“万花会”。历史记载，洛阳太守钱惟演作“万花会”，“以花为屏障”使宴请之所“举目皆花也。”宋代花会声势浩大，常常引动外郡之人不远千里慕名来洛阳观赏牡丹花。这种赏花风尚形成了繁华的一刻:“花开时节动京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一个“动”、一个“狂”，把这种赏花“热”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人们对牡丹不呼其名，而是“直曰花”，用“花”这一植物的统称去代表牡丹，意思是天下真花只有牡丹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