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赏花活动的延存，“从1983年起，洛阳市每年4月举办牡丹花会（2010年11月，更名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8]7。牡丹花在当代作为“文化符号”参与到了文化再生（regeneration）的过程中，每年一度全国高度瞩目的“牡丹花会”旅游节的举办成为了文化产业中“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的典型，再加上衍生出的与之相关的《千年牡丹情》歌舞剧、《牡丹》版画、牡丹燕菜食俗、装饰以及动漫文创产品，“牡丹现象”在消费市场中轩然大波。
（一）“牡丹花会”作为“万花会”的当代复活
“洛阳牡丹花”原本是在邙山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在20世纪60年代，“武则天贬牡丹”“牡丹仙子”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经作家的改编，以乐舞和歌剧的形式，登上大雅之堂，得到国内文艺界的好评。改革开放之后，“洛阳牡丹花”成为文化品牌，虽然有人高喊“中国牡丹不在洛阳”，但是，并不能抹去民众对牡丹传说的深刻记忆，不能扭转对“牡丹花”这一文化事项多元化的延存方式，特别是集赏花观灯、商贸合作、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连续成功举办39届，取得令人震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展现出区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而集体记忆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9]86学者王明珂认为，集体记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起源”记忆，即对一事物起始部分的记忆：“‘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9]90如此来看，民间牡丹传说是作为解释牡丹花来源的原因而存在的。即这种如此富丽堂皇的植物人间似乎不配享有，它是何以出现的？虽然对牡丹来源作解释的种种传说、故事并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但是它们是作为满足人们解除疑惑的心理需求被广大民众记录和想象的，这种心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在20世纪80年代，洛阳牡丹花传说的集体记忆借助1983年举办的首届“洛阳牡丹花会”而得以复活。花会期间，高朋满座，车水马龙，来洛赏花旅游者以百万计。除了必备的赏花、观灯、逛花园之外，当地文化部门还组织了各种以“牡丹”为中心的笔会、书画展，“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和洛阳市文联举办了牡丹诗会。全国各地著名诗人严辰、郭风、流沙河、公刘、曾卓、牛汉、青勃、葛洛及文联主席于黑丁等40余人参加了诗会。”[10]23直到2021年，“中国洛阳牡丹花会”已经举办了39届，发展出了“牡丹石、牡丹剪纸、牡丹玉雕、牡丹刺绣、牡丹酒、牡丹茶、牡丹饼、牡丹发饰等诸多牡丹工艺产品”和文化衍生物。在这一把牡丹当作符号而利用的文化产业语境下，其宣传语—— “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可以看做是政府机构对“牡丹花”意象内涵的当代定义。
“洛阳牡丹花”传说借助“中国洛阳牡丹花会”的当代景观建构而得以复活，还不只是由于政府“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的成功策划，更重要的是在人类诗意传统趋于崩解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唤起人们的诗性情怀。现代社会以物为主体的理性思维占据人类的精神世界，工业生产关系撕扯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快节奏、网格化、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都市人普遍生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栖居空间。远离了山水田园，告别了诗情画意，但是，人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精神饱经风霜却未曾歇绝，虽然萎缩却还余绪犹存，诗境消失与诗情枯竭，从反面映衬出诗意变得更加珍贵。这也难怪当代诗人臧棣要用近六百页的《诗歌植物学》的书写来抗拒“身陷现代物境的漩涡”。“中国洛阳牡丹花会”即顺应了这样的文化语境，实现了文化的逆袭，在喧嚣中展示静谧的诗性意境，在如今诗意思维边缘化中唤醒人的诗意情怀和诗性意象。
（二）“国花”评审作为“国色”意象的当代重申
新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国花”评选共进行过两次，议案有两种：一是一国一花，国花为牡丹;二是一国四花，即牡丹、荷花、菊花、梅花。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花开盛世，国富民强，国花评选再一次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中国花卉协会向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最后投票总数362264票，牡丹以79.71%的得票高居第一位。”[8]30如此来看，无论那种方式，牡丹花终将得选。
“国花”的重新评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牡丹花的历史境遇。它被文人赋予的一系列意象和在民间拥有的信仰神地位一同为人们建构它的当代“国色”地位提供了标准凭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牡丹传说故事的底蕴深厚、流传久远，没有文人作家对牡丹花始终怀着充溢审美意蕴的文化想象，没有民间大众对于牡丹神的普遍性的尊崇与敬仰，牡丹花很难有理由进入当代“国花”评审的议事日程。所以说，一千五百年来，从宋王朝的“万花会”到当代的“牡丹花会”，从“隋朝花”到如今对“国花”的重新热议，牡丹花存在的时空语境和展览情景发生了跨越时空的转移，但是，其内在的“国色”“天香”的审美意蕴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预设均未发生实质变化。以牡丹花为核心所进行的一系列当代景观建构，背后可见的是它反复被当作“文化符号”原型而被重新想象。这种文化再生功能既显示了牡丹花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也意味着牡丹花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可以提供给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因而，文学叙事的承载主体虽然离不开自然界真实存活的牡丹花卉和文学世界被不同主体记忆和想象的“牡丹花”，但是，更重要的是承载牡丹花集体记忆的广大民众。社会大众关于牡丹花的记忆和文化想象，是政府策划“中国洛阳牡丹花会”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它能够高居“国花”评定名单的原因所在。
结语
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11]25通过对“牡丹叙事”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叙述主体的差异，对于同一叙事对象——牡丹花——在文人作家和民间大众那里呈现出了并不相同的文学表述。作者的差别与各自创编思维、各自作品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创作方式息息相关。文人作家近于典雅，往往倾向于将牡丹花的植物属性弱化，将更大的关注点聚焦于花的精神之美，对花的种种天然特质赋予人格化的体悟和阐释，使花符号化，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精神风骨的化身。与文人雅趣不同，民间文学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往往产生和作用于生产、婚恋、祭祀等生存活动，并成为一种生活手段。”[12]32所以，无论牡丹传奇的记录和传唱发生怎样程度的变异，其传播者和再创作者有着怎样的即兴发挥，“神仙下凡”的母题和“禳灾解难”的叙事主线一直是其中相对稳固的基本面目，对牡丹神普遍性的尊崇与敬仰印记是其流传、演变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具有较强的稳定要素。
关于牡丹花的传说和故事底蕴深厚，流传久远，它们为作为文化产业的洛阳牡丹文化景观提供了文化根基，而“牡丹现象”的兴旺、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又对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起到助推作用。牡丹花“大IP”之所以在当代文化景观建构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内在的文化动因除了民众对它保存的集体记忆外，更在于它展示出一种“美的隐喻”于理性思维独大、诗意思维式微的现代社会适时地为全民族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对生命本真的向往和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