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左氏在世时期的船政局，主管船局的船政大臣先后有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张梦元、何如璋、张佩纶等人^{[1]（p333-334）}。这些人几乎都是所属李鸿章的淮系人员，而左氏与李氏向来不和，“左李政争”持续数十年，也势必影响到左氏对于船政局的关系。只有沈葆桢是被左氏保举为船政大臣，得到了左氏的肯定与支持，两人亲密无间的进行合作，共同促进船政局的发展。

一、左宗棠选定沈葆桢的背景与缘由

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中国进入了与西方联系不断加强的时代之中。而时人缺少对战败与西方真实意图的清晰认识，直到英法联合卷土重来以及南方社会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才深刻的认识到了洋枪洋炮威力之巨和自身统治危机之深，而且西人是乘船而来，水上的战斗中国大多失败。有鉴于此，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员开始进行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以期解决“心腹之害”、“肘腋之患”与“肢体之害”^[2](p5)。曾国藩于安徽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于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而左宗棠于福州创建船政局。值得注意的是，李氏于1865年创立江南总局，左氏立即于次年奏请设立船局，除了二者有共同的洋务认识外，其中涵义，值得深究。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福州人，是林则徐的外甥及女婿，平生做事勤奋而又志向高远，因而深受左宗棠器重以及时人推戴。江苏巡抚吴元炳称赞他“生平学问，首在不欺。凡事必求心之所安，故疾恶如仇，而爱才如不及。好谋能断，而虚己下人，自言见义即为，无所退避”^[3](p2)。船政局初创之时，沈葆桢正因丁母忧而于福州守制，而左宗棠多次登门请求沈氏总理船政，都因守制不愿“夺情”而被婉拒。当沈氏听闻清廷调任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便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上书呈请左宗棠恳缓留行：

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4](p17-p18)

在沈葆桢等人的上书挽留下，清廷准许左宗棠再留守福建数月进行船局的初创工作。左宗棠在忙于筹划船政局之时，同时也因为这封上书认识到了沈葆桢支持船政局的事业。在选择船政局的接任者之时，首先与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讨论，一致认为沈葆桢适合担当大任：“一则沈中丞清望素著，一则遇事谨慎可当重任”^[5](p18)，之后向清廷上书《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其中专门提到只有沈葆桢能担当大任：

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见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官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干，亦以为然。^[6](p16)

最终，左宗棠强烈举荐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取得了清廷的同意，并且清廷发布上谕，任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先行守制，守制结束后立即赴任。

二、一切仍当预闻：左宗棠与船政局关系

（一）“预闻”特权的获取

布置完善船政局相关事务后，左宗棠于当年年末离闽赴甘，他深知船政局运作时期会面临各种阻挠，于是上书清廷：“复告以身虽去闽，此事究属首先倡议，事成无可居之功，不成则无可逭之罪，如有谬误，应加议处，业经奏明在案，是未尝置身事外…可否之处，伏候圣裁”^[6](p30)，希望远在西北的自己能协助沈葆桢管理船政局。清廷经过衡量，于十二月三十日发布上谕：“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服阕以后，由沈葆桢会同该督抚陈奏，均着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情”^[5](p48-49)，由此，左宗棠获得了“预闻”船政局的特权，“预闻”即参与，表明了左宗棠虽远在西北，但仍然可以对船政局的事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