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初创船政局时的两位重要法籍助手，一是德克碑，二是日意格。此二人曾是“常捷军”的统率，德克碑任统领，为正职，日意格为帮统，为副职。在发展船政事业之时，日意格因更熟悉中国民情，办事认真负责，所以日意格的地位逐渐超过了德克碑，引起德克碑的强烈不满，甚至于导致了船政发展的危机，在事件平息后，德克碑遂长途跋涉奔赴西北找左宗棠，表明自己不甘心为日意格的副手，左宗棠好言劝慰德克碑，并写信给沈葆桢评价德克碑：“此人倔强，而究是爽直一路。属其听台端指使，勿别生枝节自误，颇能领会。临辞恋恋，大有飞鸟依人之意。回闽后，当无异说也”[7]（p174）。左宗棠在这样的处理下，解决了这次船政局的内部矛盾。
（三）凭借“预闻”特权解决经费问题
其次是左宗棠协助船局解决经费问题。从沈葆桢上任直到清政府的灭亡，船政局的经费始终不足，同时也极大影响了船政的走向。左宗棠最初的设想是从闽海关筹集经费，造成船之后“兵商两用”获取经费，但是随着船政的发展，所需经费越来越多，而所得到的经费并没有随之增长。据统计，至1877年底，闽海关拖欠船局的经费已经高达50万两，每月下拨的经费只有四成洋税下的2万两白银可以保证，其余六成洋税下的每月3万两白银则被拖欠[8]（p137-138）。在沈葆桢主政船局时期，经费不足的问题已初现端倪，但还至于严重的境地。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结果是清政府赔款，而闽海关作为赔款来源的重要一环，势必影响到对船政局的拨款。左宗棠得知后，写信告诉沈葆桢：“知船局告蒇，弟前奏拨闽协甘饷每月二万两可停，应请于此款内划出二万五千两，以了赔件。俟即饬司于弟廉项内划兑，作收闽饷”[7]（p388）。而反观左宗棠的境遇，旷日持久的平疆战争也使左氏军费严重不支：“酒泉踞逆一网而尽，关内外花门种族悉扫而空，亦千数百年希有之事。惟饷项积欠至一千七百馀万，无从设措”[7]（p369），左宗棠连自身军费都难以解决，却还主动帮助船政局解决经费问题，足以看出其对船局事业的重视，以及左宗棠对于“预闻”特权的实际运用。
（四）凭借“预闻”给船政局出谋划策
除此之外，左宗棠还为船政发展出谋划策。在1870年左宗棠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之中写到“轮船功夫，日见精进，固是可喜，亦需及时留意人才，乃能有此利器。似谟谋诸公尚未暇及此也”[6]（p183）。左宗棠写这封信的时候，船政局发展数年，已有一番成就，而左宗棠最初的设想是“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6]（p552），而自造轮船还需培养驾驶及维修等人员，使自己掌握船政发展的主动权，除了延请洋师及洋匠之外，还需选择天资聪慧者跨洋去国外留学。左宗棠写这封信的用意不仅是出谋划策，更多的是希望沈葆桢能贯彻自己的主张。不仅沈葆桢注重培养船政人才，所有船政大臣都对此非常重视。所以船政局于1875年至1897年间一共派出四届留学生，包括刘步蟾、严复等在内的共88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去了法国留学①。
左宗棠在写给沈葆桢的书信中还有多处赞美沈葆桢的言语：“计此时业已起视船政，荩臣谋国之忠，贤者赴几之哲，天下仰之，鄙人则尤耳属睫展，日夜祷祀，冀其有成，以塞旧责者也”[6]（p34），“公忠之谊，天下共仰…船政可冀有成，以人心翕聚，事理顺平，故知公用心良苦”[6]（p95）等等，凡此种类言语，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足以看出左宗棠对于沈葆桢主政下的船政局事业的殷切期盼。
总的来说，“称赞沈葆桢”与“为船局出谋划策”是“预闻”船局名义的体现，而其他二者即是“预闻”特权的实际体现，尤其是协助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负担平定新疆的任务遥在西北地区，却凭借“一切仍当预闻”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位于东南的船政局。在沈葆桢主政船政局的八年之中，左宗棠凭借着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以及清廷赋予的“预闻”之权，从情理以及法理上对船政局进行积极的影响，尽力协助船政局的发展。而随着沈葆桢离开船局调任两江总督，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三、沈葆桢离任与左沈二人的决裂
（一）沈葆桢离职之时代背景
到了1875年，船政局已有很大成就，自主建造了一批新式战船，留学生也开始派往国外。同时日本开始逐步侵略中国，使中国东南沿海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此情景下，东南沿海防务不得不做出一番调整。此时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已有八年的时间，对船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清廷调任沈葆桢，一是因为沈葆桢在船政局任上时间已经比较长，对船政有功，二是因为东南沿海形势危急，沈葆桢大才不应仅限于船局一隅，所以等到沈葆桢处理好台湾防务，就发布上谕让沈葆桢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台郡事宜渐次就绪，沈葆桢交代清楚，即行前赴新任，筹办海防，毋庸来京陛见”[5](p171)。
而此时的沈葆桢，如同当年的左宗棠一样，急于寻求船政局的接替者。沈葆桢首先看中了郭嵩焘，但当即被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告知郭嵩涛已出使英国。沈葆桢经过再次考量，认为只有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于是会合左宗棠、文煜等人专折奏请清廷派丁日昌督办船政，“必能恢此远漠，为南北洋生色”，他自己才能“迅速盘交，即赴新任[9]（p77-78），清廷也立即同意，派遣丁日昌出任船政大臣主管福州船政局，由此，福州船政局开始进入了淮系主管时期。
（二）为何选择淮系人员接替
前文已提及，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于是积极组办台湾防务事宜，而临近的广东与江苏二省都不愿意从旁协助，反倒是远在北方的李鸿章愿意伸出援手，积极调配军队供沈葆桢指挥，由此获得了沈葆桢的好感。同时此二人还同是1847年的同榜进士，存在“同年”的关系，于是在海防的问题上积极合作，使二人的私人关系逐步紧密。同时，从当时的国家局势来看，左宗棠仍遥在西北，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已有数年，沿海防务基本上是李鸿章主管，在沿海防务严峻的情形下就应该通力协助，而左李向来不和已是人尽皆知，如果此时继续考虑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那海防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难以得知。所以沈葆桢在此考量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把船政局交由淮系人员是最好的选择。但此举牺牲了左宗棠的个人利益，使沈左二人走上了决裂的道路。
（三）左宗棠与沈葆桢决裂
淮系主管船政局开始之时也是左宗棠与沈葆桢二人关系恶化以至于决裂的开始。左宗棠在西北督战，军费开支极为庞大，而军费的来源已严重不足，积欠已达数千万两白银，清政府已经拿不出钱来，左宗棠于是转而想借洋款以解燃眉之急。左宗棠在上奏了清廷之后，在写给已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信中详细的表明了自己军费的严重短缺与借款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沈葆桢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沈葆桢的拒绝，甚至于上书总理衙门《筹议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反对左宗棠借洋款，这使左宗棠受到了极大的震惊。从此之后，此二人正式决裂，再也没有一封书信来往。左宗棠于是在之后写给谭文卿的信中抱怨道：
两江驳借款一疏，迥非意料所及，启行前一夕草疏复陈，颇觉得体，四百万或不至落空。此君从前因饷事与曾文正抵牾，以致失欢。今复与我为难，而与合肥联络一气，能者固不可测也。近两月并无信来，亦未抄咨折稿，弟所见者，廷旨抄发也，大约难于措词耳，计到肃州数日后当奉批回，届时无论两江复奏云何，总须再上一疏。[10]（p9）
左宗棠在这封信里表明沈葆桢驳斥借洋款出乎自己的意料，并且提到沈葆桢“与合肥联络一气”，左宗棠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沈葆桢已于淮系集团交好。最后表明不管沈葆桢怎么批驳反对，自己还要再上一份奏折，希望清政府能批准自己借洋款以缓解军费不足的问题。二人决裂后，左宗棠于是开始抨击沈葆桢。1879年，沈葆桢计划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以充实海防力量，但不久之后就去世。而左宗棠对去世了的沈葆桢仍有怨气，在写给徐筱云的信中批评沈葆桢：“南洋欲购铁甲，不过为留饷计，幼丹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10]（p529-530），铁甲舰并非无用，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仅以此抨击沈葆桢买铁甲舰为“留饷计”，左宗棠对去世了的沈葆桢还心存如此大的怨气，足以看出左宗棠对于沈葆桢将自己创建的船政局交与淮系人员这一行动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