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15年12月25日发表重要讲话称：“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又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坚持党管媒体，是保证新形势下媒体继续发挥新闻真实性的优势，积极引导帮助群众正确厘清当下形势，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管媒体原则是互联网背景下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定盘星”。

党管媒体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奠基，列宁的全面的系统的明晰与论断，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时代发展与国情变化基础上的不断充实与发展，党管媒体原则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拓展。在新兴媒体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把握党管媒体原则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其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加深对党管媒体原则的具体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践行党管媒体原则，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党管媒体的概念界定与历史生成

尽管不同的时代，党管媒体原则的内涵各有侧重，但究其根本，党管媒体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党对新闻媒体具有绝对的领导权，通过领导新闻工作，主导舆论方向，以推进国家发展。其次，党对新闻工作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服务的。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党管媒体原则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发展，厘清其历史生成，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并践行党管媒体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1.1马克思、恩格斯——党管媒体理论的奠基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活动的后期，欧洲各类社会思潮涌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已经被各国认同，作为合法存在的政党，自然具有公开活动、自由发刊的权利。各党派人员在进行报刊文章发表或者自由交换意见的时候，申明自己所属的党派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对来说强调的重点便侧重于理论报刊的人民性，他们在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上提出了“喉舌论”，即：无产阶级报刊应当热情地为人民的利益与诉求发声^[]。他们反对将报刊与党的组织、党的机构机械化得关联，认为党报应该保持“形式上的独立”。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报不应该直接受到党的机关的行政控制，但这不代表他们不重视报刊的党性原则和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报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也应当体现“党的精神”，不过他们并未直接运用报刊“党性”的概念，而是借助一些与“党性”相关的词汇，比如报刊是党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人民发声的“政治阵地”等。^[]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刊登的致读者的公开信中更是明确表示，这是一份完完全全的，以党派性为第一特征的党的报刊。^[]这里的党派性，实际上就是指报刊应当受到党的领导与监督，宣传党的理论与思想，坚守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续的政治活动，也与新闻报刊密不可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工作中，两人奠定了党管媒体原则的理论基础：他们重视报刊的党性原则，认为报刊作为当时唯一的高效地政治传播工具，应当听党指挥、受党监督；同时，他们又强调报刊的人民性与真实性，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新闻观。但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后期欧洲各国已经承认了无产阶级工人政党的政治地位，党内外的自由交流也得到了合法地公开，对于党管媒体的需求度置于了人民性之后，两人并未明确阐明“媒体党性”与“党管媒体原则”。结合苏俄紧张形势，列宁在此基础之上对党管媒体原则进行了发展，强调党对媒体的绝对领导，明确界定了党管媒体原则的政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