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注重新闻的党性、真实性与人民性，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列宁强调党报应当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对于党的报刊、党的出版物等，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这同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首先，从党员党性来看，苏共二大改组了党中央并通过了党纲、党章以及其他的策略决议，但党员群体长久以来的小组习气，使得成员缺乏党性意识，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之下，往往会做出与党纲、党章相违背的决议。其次，从党内环境来看，既有部分机会主义者假借宣传党的思想来鼓吹违背党性的反党观点，又有孟什维克派否认工农联盟，反对武装起义，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党内思想环境混乱。最后，从对立阶级来看，资产阶级荒谬地鼓吹“无党性”、“非党性”，借此掩盖自己的反党反共的阶级性，以维护带有剥削、掠夺特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的战斗力，必须及时地清洗反动“党员”，他们往往以党的报刊为伪饰，宣传同党的思想相违背的观念理论。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汇聚，列宁当即在1905年回国，引领广大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列宁认为建党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党报的创立上，为此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旨在确立通过党对报刊的绝对领导来解决党内的思想混乱的宣传方针。此外，这一原则也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引领的作用。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系统全面得对出版物的党性原则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从意识形态性来理解，党的出版物应当坚持党性原则，党的出版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与小组习气相区分，党性是指党的观念或意识，列宁提出了四条衡量党员、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否具有党性的衡量标准：“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同时，列宁把整个无产阶级事业比作齿轮，把党的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党的出版物的事业同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关系，应当把“齿轮”的合适位置，以部分影响整体，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从目的性来研究，党的出版物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党报要为劳动人民发声，为工人群众发声，揭露社会的丑恶，维护群众利益。同时，党报也保障劳动者自我表达的权利，对劳动人民进行培养教育，鼓励劳动人民写作投稿讲自己的故事，为新闻团队增添新力量。

最后，从内容规定性来看，党的出版物，包括出版人员，均要接受党的领导与监督。西方鼓吹的“绝对自由”显然是一种欺骗，出版物属于上层建筑，阶级性时期最根本的特征，所谓的“绝对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论调的掩护。诚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需要“自由”的支持，但自由是有限度的——即衡量党性的四条标准。当宣传的思想具有反党的倾向，“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对于宣传反动思想的人员，及时地剔除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才能维护党组织的发展。

列宁根据国情需要，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观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党派斗争，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管媒体理论。党的出版物，包括出版社、出版人员一起，作为党的事业这一“齿轮”的“螺丝钉”，都应当坚持党的监督领导，为千千万万人民服务。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管媒体理论，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