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活方式变迁：由“自由散漫”到“集中集聚”。以集中居住农村社区为例，“从社会关系看，农房改善后的社区居民仍然会保留着以传统乡村为单位的人情往来，但是在新的更加局促的空间中，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会受到限制。”（2020年12月《农民住房分化与农房改善的多元化探索》《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许加明、刘海健）传统乡村的交往方式建立在传统的集中居住生活环境背景下，当村民居住空间环境发生变化，传统的生活及交往方式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如传统的农作物耕作需要大片空间晾晒、农机器械等物品在新型农村社区存放也较之前存放的随意性，发生很大变化，折射出村民的规则规范意识与传统背景下“原子化”的自由散漫、自顾自由的生活状态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生产方式变化：由以“农”为生到“农工并重”。在传统乡村居住环境背景下，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农民对土地有种特殊的依恋情结。农民将土地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必要生产资料，生于斯，长于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随着现代化改造的不断推进，农民在农房整体化改造背景下，原来世代延续的以“农”为生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演变，农业不再是农民赖以生产的唯一依靠产业，土地不再是农民赖以维系的唯一依靠资源。农房改善项目实施实施后，土地可能会集中由“大户”统一管理，甚至有地区出现农民不再以耕种作为自己的唯一生产方式。部分乡村保留原有土地，延续农民的土地情结，通过农业生产发展立村。与此同时，不再从事土地集中化生产的农民被解放出来，开始从事农业之外的产业发展，乡村发展定位过程中也将“以工强身”“农工并重”的思想放在重要的战略高度。在“互联网+”背景下，不少农户开始也逐步尝试“淘宝街”“淘宝村”“京东店”“抖音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时代现代化生产方式，为村民的生产开辟新方向和新路径。因此，空间居住环境转换背景下，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农民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经济伦理呈现“农工并重”新转变。

第三，市场化推进：由依“礼”为治到“礼法并进”。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9页）。“乡村社会的信任属于特殊的情感，源自熟人社会的自然而然。”（2017年5月 《道德与文明》 李明建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乡规民约在农民生产生活中扮演及其重要角色，“礼”是约束乡村“熟人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伴随着农房改善项目的推进，农民告别原先依据血缘、地缘而集中居住的熟人社会，逐步进入“半熟人社会”，“村庄稳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样态被打破，传统乡村公共道德平台失去了其日常化的表现形式”（2020年1月 王露璐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从熟人社会到“熟人社区”——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式微与重建》）。在市场化背景下，随着“陌生人”的不断增多，农民逐步熟识个体契约化意识，养成依据个体出发理性分析事务的能力，个人法律意识逐步形成。如在碰到棘手难以解决的事情时，居住空间环境发生变化的农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淡化原先的熟人交往模式，开始用法治思维思考面对生活。但加之农房改善的集中居住，虽有个体较为独立的生活空间，但市场化意味并不是那么浓厚，基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礼”和基于市场化社会的“法”在这一时期将兼容并蓄，共同为市场化推进提供秩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