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谷在1905年2卷第1期《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中指出“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則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6]在传递信息，宣传政治主张之外，新闻还肩负着监督政府，教化国民，沟通社会，使其作用于社会大众的功能，使报纸和社会的发布和反馈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发挥服务社会的功用。1905年2卷第4期刊登的《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中曾提到“苟无多数之报馆鼓舞国民之精神，增长国民之见识，其国终不能长存，其国终不能独立。”^[7]指出了报馆与报纸“以救国民之饥荒”与振奋鼓励国民，启迪民智的密切联系。如果丧失了报馆报刊这一服务社会的武器，唤醒国民，挽救社会痼疾更无从谈起。两篇文章从正反两方进行了详细阐述，呼唤新闻业“以学理和国情为依据”，端正自身定位，发挥新闻的社会作用。

《东方杂志》中的新闻学相关文章所展露出报人对新闻与新闻业活动规律的认识，铺设了新闻学的发展路径。

二、方法论：新闻实践方式方法的探讨

《东方杂志》的作者多为办报经验丰富，具有经验的报人，他们针对国内新闻业现状提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构成了新闻实务的指南与方向。可以说，新闻学的方法论来自于新闻业实践，是报人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观察、参与与修正中逐渐完成的。

徐同邺在1935年32卷第21期《改进新闻事业刍议》中概述国内报业现状，细数了当时新闻纸所存在的缺陷：大而无当，编制凌乱，弃取不严。^[8]其中包括一些报业发展出现的弊病，如多用国外的纸张进行印刷，报纸版面空虚而内容乏味，内容重复，版面区分不明。也有在中国国情下暴露出的不足，如记者多集中在沿海，在农村缺乏新闻记者人才，对内地的事情不甚知晓，腹地民众的需求被忽视。对此作者提出了“报纸要大众化，要简单化，要国产化，要科学化”的建议。鼓励纸张自产自用，报纸内容紧凑分明，全国报馆有联络，可以互相支援，才能使中国报业逐渐负文化领导责任。

邵飘萍在1924年21卷第6期刊登的《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明确指出应将新闻学列为普通学科，一则“新闻与人生之关系如此其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二则“斯学高深之程度，自非在大学中研究不可。”但当时我国“未有集多数学子以讲授硏究者”^[9]，唯有将新闻学置于大学教育的学科地位，新闻业才能得以改善，新闻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才可得以发挥。著名报人黄远生在其1915年12卷第11期刊登的《忏悔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说：“新闻记者须有四能。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10]这是黄远生记者生涯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新闻传播方式与规范的表达，时至今日依然有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