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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学大意》中,徐宝璜从新闻学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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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3-01-13 

新闻学的实践活动(采集与编辑,造题与通信),新闻之组织(报馆与通讯社)几个方面为新闻学搭建了框架。这一构成也成为后续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点在《东方杂志》图书广告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新闻学大纲》“著者留美专考新闻学。此书本其研究所得而作。分别详论如何构成新闻、访事员探访、新闻制稿、测定新闻价值、新闻社等。凡新闻学中之种种要素。无不述及。”[11]戈公振的《新闻学》“就新闻学之各方面,为深入浅出的叙述,另附中外最早刊行的报纸缩影于编首。”[12]

在新闻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后续《东方杂志》刊出了一些新闻学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如在194037卷第23期刊登的《什么是报道学》中,苏醒之由Journalism的各方面意义入手,澄清了新闻学与报道学意义相同的误区,指出:报道学中“报”者将事物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导”者即在报告上负着对社会的倡导批评的任务。

40年代,随着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变化,《东方杂志》所刊文章中关于“宣传”的研究有所增加,194440卷第21期刊登的《宣传的过去与将来》一文里余协中探讨宣传的功用:“宣传原未含有不良的意义,报道事实的真相谓之宣传,阐明真理与正义谓之宣传;以必须的知识,灌输到人民的脑中,谓之宣传;将本国的文化学问,与思想介绍给外国谓之宣传;提倡一种良好的运动与风俗亦谓之宣传。”[13] 194541卷第15期刊登的《宣传与反宣传》中周宪文则用通俗简易的语言阐述了宣传的定义,“什么叫做宣传?宣是宣布,传是传达。就宣布来说,可知这一定是两个人以上的事。”[14]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结合时事背景,对不当宣传或将宣传用以煽动的现象提出了警示和担忧。这类探讨不仅拓展了新闻理论,并赋予理论以现实意义,为新闻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新闻史

《东方杂志》刊载了多篇有关中外新闻事业发展的文章。191714卷第7期,姚公鹤撰写的《上海报纸小史》在《东方杂志 》上登载,并收入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中。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史研究专著。[15]作者在文中对近代报业的开端发表了看法:“中国报纸。近人谓始于香港之某日报上海之申报。其实海国图志及林文忠公奏疏时有引澳门刊行之各报。则中国报纸。当以澳门为最早。特创办者系外人且西文耳。”他指出上海报业“实居喉舌之司”,以大事记的方式记载了上海报业的组成与流变。[16]作者在记述上海报界的变迁、沿革、盛衰、兴废历史轨迹的同时,透视其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反映出报纸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7]观点与时事相结合,发人深思。

1918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了《欧美新闻事业概况》,分上下编介绍了美英法德意奥等国的报业发展状况,以及欧美各国代表刊物。[18]冯列山在1935年于《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欧美新闻事业的介绍文章:《英国的报纸概观》《德国新闻纸的研究》《美国新闻业的研究》《法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他在对各国著名报纸一一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总结各国新闻业特征:“英国的报纸绅士气味过重,表面上总带着超然的色彩”,“德报各地方都有本地的报纸。它们的发展是普遍的,是散开的形式”“美国报纸业至便成了广告业的附庸,变为完全商业性质的一种企业。”“法国激烈的辩论几乎成了一种风气。法国的报纸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的立场的,是一种‘意见报纸’”[19]。作者对各国报业与报纸的特点风格总结异同并重,形成了对世界报业全面深入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杂志》所刊文章还对传媒科技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评介。1923123日上午,上海的“大陆报”在大来洋行的楼顶架设两座距地面约240英尺的大型天线,以200米波长,50瓦功率,呼号XRO,面向上海地区广播最新新闻和自制的音乐节目,这是中国最早的无线电广播。1925年,朱其清就在《无线电之新事业》中详细介绍了广播无线电事业的“发达史”:“广播无线电事业,发源于美国。事在西历一九二○年间。广播电台用之执照,于西历一九二一年之九月,始正式发给,故正式广播无线电事业之发轫,亦当以此时为起点也,(西洋)泊夫今日,人之视无线电机,几若一种需要之日用品,居家每多置一具,间或数具者,大有举世若狂之概,诚有无线电学以來,最发达最重要最有价值之时代也。”[20]

曹仲渊发表于19211813期的《吾国无线电界情形》中将我国的无线电发展分不同部门与种类,并附带介绍了相关条例规则。文中对交通部电台、海军部电台、陆军部电台、地方与私人设立之电台供给、学习无线电之场所各部分分别阐述,并指出了我国无线电技术发展的困境:“收报机距今未久向用磁气电探。可谓守旧之极”“(日本)借口于吾国未加入万国无线电公会。不能享受无线电公法之同等遇待”“适用无线电被沪军使卢永祥拘禁下狱之后。所有尚文门内第二师范学校。西门某姓及各处童子军已装置实习者者皆畏罪拆卸。”[21]文章不仅是对我国无线电技术发展的梳理分析,也暗含着对国内无线电进步发展的呼吁。此外,国人关于无线电的著作《无线电学》于1919年出版,“取阿赫二氏之书为宗。旁选他种新著而汇成之。序次井然。说理明确。”关于无线电的译著《无线电讲话》于1937年出版,“为一灌输无线电常识之通俗读物”。[22]上述两部著作皆在《东方杂志》上刊登图书广告,也是当时传媒科技研究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