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者是社会观察者和事实的报道者，在《东方杂志》所刊文章中，不乏关于报刊及新闻从业者应守的职业规范的讨论。

周孝庵在1925年22卷第9期中发表的《中国最近之新闻事业》中提到：“国人（或办报者自身）对于新闻事业，尚有一种误解，不容忽视”，即“误认报纸为无聊文人游戏；个人之武器；一党一派之机关。误认新闻记者之目的，在为文学家或政治家。误认记者个人之主张，即为一般之主张；少数之舆论，即为全体之舆论。”他认为，这使报纸成为了“‘党化’、‘个人化’或攻击政敌之利器”，而丧失了新闻纸本身传递信息，沟通社会的功能，指出“健全舆论，末由实现；故欲除吾国新闻事业发展途中之障碍，须自祛除此种误解始。”^[23]

1919年16卷第5期刊登的《为今日报界进一言》中，梁启超在通览我国报业后，同样对于“曲徇社会之所好”“野心家为权力起见，无所不用其极。”的现象深恶痛绝，对报业报人提出“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吾报界负指导社会之责。何为供野心家之利用而自失其天职耶。”^[24]提醒报纸在面对社会大众与权力时应该积极发挥自身功效，不为其他压力所影响而丧失新闻的职业准则。

四、结论

对《东方杂志》所刊新闻学相关文献的梳理为考察我国近代新闻学的发端和初步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我国近代新闻学的诞生起始于新闻实践。在华外报的创办与相关著作的译介，为我国近代报人的报刊活动提供了参照，而国人办报先驱在报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报主张，其独到见解和丰富内容为其后我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王韬的新闻思想代表了国人报刊在办报之初较高的理论水平，王韬认为，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25]同时报纸也要冲破言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提倡和鼓励报刊发挥其舆论功能。同时王韬对新闻从业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要求，同时新闻从业者需脱离“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不断发展进取，不可固步自封，为成为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努力。王韬对新闻事业的规律认识和总结还处于初步阶段，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对新闻从业者的文化道德要求和新闻舆论功能的提倡，与其后《东方杂志》新闻学相关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梁启超等近代报人开启报刊的政论主潮，旨在开启民智，传播政治主张，推动政治变革。梁启超提出了报刊的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加强统治者与下层百姓的联系，二是服务于公众。在办报实践中，梁启就《时务报》的办报方针指出具体做法: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关注聚焦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及时关注报道全国各地的“新法”;三是 “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26],增进国民见识。梁启超在办报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建树，为中国早期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梁启超与《东方杂志》关系密切，其文章曾被《东方杂志》所载，其中提纲挚领地陈述了自己对报业与新闻学的态度，兼以对报界提出改进措施。《为今日报界进一言》中也提出了新闻纸“代表平民之意思”，且使“前此世界犹有局部之限”消失。

但是，早期报人的报刊活动的表述其来源在于个人经验的总结，其内容集中于实践方法，其目的在于实践应用，尚未实现从具体的实践层面到基于规律认识的理论层面的跨越，也没有系统化，仍然处于“术”的阶段。20世纪早期，我国新闻业历经曲折发展，报人群体对于报刊与新闻传播的认知也经历了理论化的质变，新闻学理的研究开始出现，新闻教育由此起步，中国百年新闻学也开启了发展之路。

1918年，北大成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认为新闻研究会的宗旨是“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的任务有六项，是“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同时蔡元培也主张“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以此完善中国新闻学理。1919年2月，新闻研究会召开改组大会，蔡元培也亲自参加，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增加了一个“学”字，突出了新闻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

《东方杂志》所刊文献显示，自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报人及学者关于新闻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已初步成型，虽然并非完备的学术系统，但已有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从早期新闻学研究范畴来看，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对史论的研究内外皆有，对于新闻传播社会功能的阐述更为深入，对于报刊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及其伦理要求的阐释也更为明晰。透过《东方杂志》可以看到，我国近代新闻学的发端不是突然而至的事件，而是在无数报业先驱的经验与思想积累下，一种必然而至的学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