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癌症发病率达293.91/10万，死亡率达到174.55/10万，显著高于全球癌症相关平均水平^[1]。癌症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的显著性是有目共睹的。在我国农村地区，癌症所带来的的沉重的疾病负担更加突出^[2]。党和政府始终将人民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愈加受到重视。从2005年起，国家在农村地区已相继开展有关各类癌症的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以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癌症筛查率和早诊率。调查数据表明，截至到2018年，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点已达259个（已基本覆盖全国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地区外），试点地区高发肿瘤的早诊率达到了75%以上^[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癌症防治行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部分农村地区，癌症的复发率和死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种现象令人深思。皖北地区作为我国农村人口密集区域之一，很多地区地处淮河沿岸，部分地区农村经济较为落后，恶性肿瘤依然是当地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对其意义重大。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面向城乡居民的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调查，各地调查结果多显示农村年龄标化知晓率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癌症防治行动的具体目标相差较远。因此，本文基于近年来的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进展对我国农村老人人群防治癌症的现状及相关因素展开分析与探讨，以期为有效提高知晓率，促进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依据。

二、国外主要做法

十八世纪时，西方国家对于癌症的病因学认识就实现了新的突破，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恶化与癌症高发率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性。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个人生活方式和环境与癌症发病关系逐渐被社会各界重视起来，并推动癌症控制工作实现了从治疗为主到防治协同再到预防为主的进程演变。WHO关于癌症控制的决议指出，癌症控制的出路在于预防，通过对癌症危险因素开展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可大大降低癌症发病率，减少癌症所带来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美国的癌症防治措施及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瞩目的。从上世纪30年代实行的相关防治癌症的措施，到九十年代相关措施效果显著。持续的干预措施带来数据上的明显变化，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癌症的死亡率在1993-2004年间年均1.1%和2.1%下降^[4]。数据上的明显变化除了依赖于资金投入和立法保证外，更依赖于在医疗方面的干预，比如控烟、早期筛查与早期治疗以及治疗措施的不断改进等方面。在癌症防控体系建立方面，发达国家起步较早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除美国外，日本的癌症防控体系也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首先是架构了一个横向合作的癌症防控体系，各级各机构权责明确的同时实现有效协作。此外，由厚生劳动省通过政策引导各地方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充分发挥地方自治的作用，保健所、保健中心直接面向人群开展信息咨询服务、健康知识宣讲、癌症患者管理等职能^[5]。再者，日本整个国家的癌症防控工作的实施除各级政府、医院等参与外，还充分发挥社会各部门、各团体的作用，做到以最大力量来实施整个癌症防控工作。最后，强大的法律保障的支持也是一大关键，日本癌症防控工作在法律制定的制度框架下高效运行，整个癌症防控体系充分发挥了一级预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