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病医家在长期与“瘟疫”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毒” ^［24］即为疫疠之气，纵观古今治疫名方，均冠以“败毒”、“消毒”之名，新冠肺炎属于“湿毒疫”，以遮掩口鼻、隔离病源为预防的第一要义。针对“湿毒疫”发病急，变化快，病情复杂，传染性强，易于流行的特点，吴又可认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 ^［25］，治疗中当以 “驱邪为第一要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瘟疫”范畴，应以温病学说中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为主。根据卫气营血不同证候的特点，叶天士提出“在卫开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新冠肺炎初起，湿毒疫邪遏阻卫气为主要病理变化，治以解表散寒、祛湿解毒透邪之法；随着正邪交争，卫表症状逐渐减退，气分症状逐渐显露，湿邪困脾闭肺，弥漫三焦而致传里生热，治以清泻里热为主，据病邪性质、患者体质差异，佐以化湿、和解、攻下治法；湿毒疫邪侵入营阴，当以清营凉血之剂，佐以轻宣外透之品，引邪出气分,从外而解。湿毒疫邪侵入血分，则当凉血活血；湿毒疫具有明显“湿邪”致病特点，《温病条辨》曰“湿之为物也……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 吴鞠通提出“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的治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位主要在肺脾，根据三焦辩证原则，即治疗上焦病证予轻清升浮的药物为主，因为非轻浮上升之品就不能达到在的病位，用药剂量宜轻，煎煮时间短，宜少量频服，不要过用苦寒沉降之品，否则药过病所；治疗中焦病证，要注意祛邪气之盛而复正气之衰，使归于平衡、同时要注意分消湿热，升脾降胃，不可偏治一边；下焦病证要注意使用重镇平抑、厚味滋潜之品，使之直达于下。

湿邪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要致病因素，湿为阴邪、其性趋下，其性黏滞，易伤阳气、易困阻气机，从《温疫论》中 体现的治法上来看，要祛除侵入机体的疫毒邪气，一是给湿毒邪气以出路，出路通，湿邪易解，湿为阴邪，其性趋下，因此治疗湿病时，“宣上、畅中、渗下”是驱除湿邪的重要治法，且要同时进行；二是须使肺脾阳气来复，袪散湿邪，当以健运脾胃为先，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运，肺气充足宣发肃降正常，脾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肺脾气机通畅，才能实现气行湿化的目的，使机体最大程度发挥自身排湿祛浊的能力。而湿气盛，从病机来看是阳气不足，运化、宣发、肃降失职所致，虽然温病学强调祛邪时应祛除病根，但也明确反对早用或过用寒凉，避免损伤阳气、闭门流寇，因此祛邪的同时应顾护胃气，使用性苦寒的清热药或泻下药时，多配伍生姜、法半夏，既能起到和胃降逆，又能起反佐之效。

“急证急攻”之法

疫疠之气，发病急骤，变化快，病情重，复杂多变，传变快，尤其急证易生风、动血、扰神等。吴又可针对“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大胆提出“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的紧急措施^［21］。这种 “急证急攻”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用药上的习惯，对于发展演变极快的疫病治疗很有借鉴意义。

小结

综上所述，本病应属中医温病学“瘟疫”范畴，中医药在防治“瘟疫”类传染病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类“瘟疫”类疾病时可以借鉴、参考、运用温病学说的思想。中医治病历来强调辨证论治，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但本病为感受疫疠之气，湿毒邪气，而湿毒产生的关键因素为脾胃虚弱，因此，内有脾胃虚弱、外有疫疠之气合而为病，发之于人，进而上焦化燥、郁闭心肺、入血动血、扰乱心神；湿毒疫邪困阻中焦，气机升降失常，气血生化乏源；三焦凝滞，邪气入络，气机闭阻，治疗上当以驱邪为先，除急证急攻外，仍以温病学说中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为治则，兼以宣肺解表、清热凉血、化湿和中、攻下、顾护正气，立足临床、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学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优势，做到因证而知变，因变而知治，以期提高临床疗效及治愈率，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