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化思维的差异。 中国主张“和合共生”，以共赢取代私利，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价值理念，这同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和谋求“一方独大”的霸权意图存在明显差异。正如美国凯润·斯金纳声称，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的较量。”^[5]例如，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打造的是“孤胆英雄”形象。电影《美国队长》中，危机总是先由美国发现并积极解决，即便以非洲人为主角的《黑豹》，也需要钢铁侠等美国英雄来帮助抵御外敌。而《流浪地球2》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传达的价值观则不同于好莱坞电影中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群体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义观念，在末日灾难与生命存续的双重挑战之下，中国选择联合各国一起拯救家园，符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和衷共济”的思想，以及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可见，基于文化价值与思维范式的差异和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获得西方的真正理解。

第二，西方话语的污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的共同的价值观，也是科学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践行这一理念，持续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劲力量，得到了许多地区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然而，这一话语的国际认可度提升却引发了西方政府自身的危机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会对当今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强烈冲击，于是基于某些特定的道路经验，对“共商共建共享”提出质疑，认定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经过殖民掠夺、战争和强迫性文化输出，以“国强必霸”的逻辑来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中国“天下大同”的理念与“大国担当”的精神品质曲解为“自利”的说辞，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被误解。加之国际话语权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一些国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伙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塑造为谋求霸权的价值输出，进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曲解，施以污名化。

第三，传播机制的单一。“新闻与流行文化的生产、传播，决定了受众如何想象当今世界体系。”^[6]影视作品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属性，许多国家在加强新闻等“硬宣传”输出的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与影视等“软传播”媒介向外输出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例如，美国依托3D动画与漫威系列等影片将国家价值观向外传播，通过好莱坞影片向其余国家彰显美国形象和文化精神，提高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机制主要集中于新闻媒介，流行文化的参与较少。从这一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宣传方面不够灵活，一是宣传主体单一，主要是各级各类的党政宣传机构，话语传播的渠道与平台狭窄，容易因其“官方色彩”浓厚遭受美西方政府的贬损。二是宣传形式单调，主要是演讲、政论或时评等，话语输出体系的设置缺乏亲和力，叙事方式僵硬，导致理论阐释透彻但穿透性不强。三是宣传内容趋同，主要是“设定程式化、内容同质化、文化要素内卷”^[7]，陷入叙事路径程式化的套路，致使受众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