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和国情的不同，中国环境史学几十年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保护史研究，主要整理历史上的山林川泽管理、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土环境治理经验，为现代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二是多学科参与的环境变迁史研究，着重考察自然环境及其诸多要素的古今变化，通过考证故实、解说因果，检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盲目、无序土地垦殖和区域开发的生态恶果，查找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具有比较明确的现实参照性和问题针对性；三是更具综合性的环境史研究，旨在梳理古今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影响、协同演变的动态过程和复合机制，通观中华民族生命历程，追寻中华文明生态足迹，为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两大系统及其诸多要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历史知识和有益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激励着众多历史研究工作者投身环境史学这个新兴学术事业。新时代，环境史学的研究课题、论著均显著增长，《中国环境通史》《中国环境史》等相继出版，中国环境史叙事框架逐渐成形，知识图谱不断丰富。也要看到，在学术理论提升和研究方法完善方面，中国环境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在视域融合、学科交叉理念之下阐明学理，进而确立命题、推陈出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环境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环境史学范式和话语限制。

观察和比较中西特别是中美环境史学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两者的目标指向、研究路径和思想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显著差异。共同点是两者都把环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把生态危机视为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同时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将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过程，由此形成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环境变迁的历史学叙事，即所谓“自然进入历史”；二是人类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即“人类回归自然”。但中西学术传统不同、现实国情不同，中西环境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重点和价值观念因此表现出诸多差异。比如，在时间上美国学者集中考察最近数百年的环境问题，在空间上开展世界环境史、全球环境史研究，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科技悖论等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较多批判和反思。与之相比，中国学者对古代环境史研究较多，近代环境史研究相对偏弱，现当代环境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说，中国环境史学更具怀古继善情怀，长于故事讲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继续增强说理能力，让环境史研究复归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原境，返回中国自然观念和生态文化思想河流中增强底蕴，提升说服力和解释力。

中国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环境相关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厚。中国史家一向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知识自有绵长学脉、宏富内容和优良传统。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环境史学从一开始便显露出自身特质，也将不断臻于更高境界：不但叙事丰满、论理缜密，更有由事入理、进而明道的高远追求；不仅透过时间纵深揭示生态危机如何积渐而至，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当今环境问题，而且清晰梳理中国大地人与自然漫长互动变迁历程中的复杂关系，深度解说中华民族恒久不坠的“生生之道”。

中国古代哲人以其独特方式观察世界，思考人与天、地、万物的有机、整体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人合一”等众多概念、命题思想深邃、论说精湛、胸怀博大、自成体系，这是基于中华民族丰富生命体验而不断提炼、发展的深层生态学，可与西方生态研究相互借鉴。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农学、地学、医学、博物学等更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环境的思想、知识以及智慧，它们共生、互摄，传承、更化，数千年不断累积，绵延不绝，是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对它们进行系统性发掘、历史性诠释，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的重要途径。